官場小說的標題出現于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此之前，我們的文學中也有權力斗爭的要素，但都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 如果從更遠的歷史視野加以注意，也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其變遷和異同。

在20世紀80年代興盛的改革文學中，同樣看到了權力的爭奪。 在《喬廠長就職記》、《新星》、《沉重的翅膀》、《花園街五號》等作品中，圍繞工廠、縣城、機關的主導權，雙方同樣展開了不可調和的、你我生存的斗爭。 像《平凡的世界》一樣描繪了新時期農村的變遷，但這里必須強調的是，這些小說只有權力斗爭的要素，與后來出現的官場小說相比，這些小說中的權力斗爭并不突出，不太容易被人意識到 在這些小說中，更重要的是思想觀念的斗爭，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改革還是保守，是大刀闊斧地推進改革，還是謹慎固守早就流傳下來。 這構成了文學改革的基本矛盾。 在雙方的斗爭中，存在著權力斗爭，但權力斗爭依賴于思想斗爭和觀念斗爭，是次要因素。

如果把文學改革作為比較對照，就會發現官場小說出現了很多變化。 與文學改革不同的是，在官場小說中，權力斗爭構成了小說中最核心的要素。 斗爭雙方都有思想上和觀念上的差異，但這個因素并不是小說中最重要的位置，不容分說。 在權力和權力的階梯中獲得更高的位置已經成為這類小說主人公的最高價值認同。 但另一方面，官場小說的主人公也在積極開展事業，在遭遇防洪之類的事件“二號首長”)時，他們表現出的決斷和果敢也令人感動，其理由一方面是他們需要取得業績，另一方面是這些事業依然依賴于權力斗爭

在這里，我提到了官場小說和改革文學的另一個重要區別。 也就是說，在改革文學中可以看到閃耀的正面人物，而在官場小說中幾乎看不到正面人物。 《喬廠長就職記》的喬光樸、《新星》的李南、《花園街五號》的劉釗等人物都是時代的怪人。 他們敢于嘗試，勇于承擔重任，不僅在不屈不撓的斗爭中取得了事業上的成功，還受到女性的歡迎和喜愛。 其中的杰出人物，如李南，更成為了時代的偶像。 但是，官場小說的主人公，無論是朱懷鏡、池大、唐小舟、侯衛東，他們都可以說是這個時代的成功者，但不能說是太正面的人物，或者說不容易用道德倫理來評價，他們的成功是放棄良知而獲得的，同 他們沒有真正的愛，或者在官場小說中，權力和能力的大小成為了評價人物的首要標準，所謂好人壞人的道德評價在這里是無效的。

在改革文學中，盡管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有很大的差異，但他們都在為各自心目中的事業而奮斗。 他們不是為了私利而是為了公益心和理想而奮斗(雖然保守派經常被丑化和漫畫化)。 這樣，他們的斗爭手段往往放在桌子上，陰謀和詭計很少。 與官場小說中的權力斗爭不同，首先斗爭的目標是私利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公心，其次斗爭的手段更為多樣，其中不乏陰謀，其下還有雇傭殺人者等違法手段，這也表明了權力斗爭的殘酷性。

這些層面的差異決定了改革文學和官場小說藝術風格的差異。 雖然在改革文學方面面臨著很多阻力，但整體基調很明顯，在官場小說中卻不是這樣。

再追溯到十七年文學中也存在著權力的要素。 在介入“組織部的新年輕人”、“登桅桿的人”等現實的小說中，可以看到對官僚主義的批判。 《創業史》、《艷陽天》等小說中也存在兩條路線的斗爭。 與改革文學和官場小說相比，可以看出十七年文學中的權力有以下優勢。

首先，更理想。 如你所見，與改革文學一樣，十七年文學中幾乎看不到權力斗爭的直接表現。 在這里，權力斗爭依賴于思想斗爭和路線斗爭，同時也受到思想斗爭的制約。 在《創業史》《1960》的梁生寶和郭振山之間，《艷陽天》《19641966》的蕭春和馬悅之間，最大的分歧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還是單獨追求個人發展家，雙方的斗爭也是這個道理 這里，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如何重新評價以思想斗爭和路線斗爭為第一線索的小說。 在以前的文學史研究，特別是十七年文學研究中，經常以強調階級斗爭的名義被否定，在這里，(1)以思想和路線斗爭為線索的小說出現之前，例如趙樹理的《三里灣》( 1955 )、周立波的《山鄉劇變》) 1955年 《創業史》等小說中的思想斗爭正是提供了這種形式。 )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官場小說中的權力斗爭模式相比，思想斗爭的方法確實更加認真，可以接受。 從這樣的視角來看，我們可以批判十七年的小說存在僵化的因素，但也可以對其獨創性和重要性有更客觀的認識。

其次，更具人民性。 官場小說朱懷鏡、池大、唐小舟、侯衛東、改革文學喬光樸、李南、鄭子云、劉釗都是全社會的精英，他們位于社會上層，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資源上占有特征，是核心特征 十七年文學對他們生活及其斗爭的描寫，一方面展示了他們階級利益的文學和政治表現，另一方面展示了當時的政治不是精英政治，而是民眾政治，更加人民化。

再次，更有純潔性。 在官場小說中，可以看到權力和權力斗爭的殘酷內幕，小說中的大部分人物都沖破了道德底線。 在這方面，改革文學和十七年文學中的斗爭雖然有些殘酷，但相比之下，光明正大，雙方都是為了理想，為了公共事業而奮斗，不是為了現實利益，不是為了個人利益。 比較一下就會發現，在這方面，十七年文學比改革文學更具純潔性，對道德要求更高。 例如，在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 1956 )中，其中的小人劉世吾的缺點是官僚主義，是革命意志衰退后的油滑世間。 《創業史》中郭振山、《艷陽天》中馬之悅的缺點是自私和世故，是個人為了致富而合作化。 在改革文學中，反面人物的缺點不僅是政治保守，在政治斗爭中也是建立派系，蒙混過關，鞏固個人權力和勢力，但這種行為還不擇手段，很少突破道德底線。 在現在的官場小說中，買官賣官、貪污和欲望橫行。 從這些缺點和底線也可以看出現代文學發生了多么大的變化。

本文：《“毛時代，鄧時代和當代小說中的“官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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