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信息和中國信息史的人必須回答古老的中國歷史上的信息專制是如何一步步確立的這個問題。 對此，如果研究1945年發生的國民反對國民黨情報統制的拒絕運動，可能會從中得到一點啟示。 這是國內外信息史上著名的爭取信息自由的運動，其背景、經過、影響今天值得關注。 從很大程度上來說，這告訴了我們重視信息專制的壞結果和信息自由的深刻理由。

國民黨的信息控制和信息檢查

拒絕檢查運動的背景是國民黨信息控制和信息檢查制度的建立和加強。 信息控制是信息檢查的整體法律基礎，信息檢查是信息控制的核心副本。

信息統制是指信息專制，是反信息自由的極端形態，是為了配合一黨專政而建立的丑陋的信息法治。

中國國民黨是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建立和領導的資產階級政黨。 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內的蔣介石集團在海外帝國主義和國內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支持下，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立即在南京分別成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打著孫中山和三民主義的幌子實行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與一黨專政相對應，國民黨的信息控制思想、政策和法規也形成并開始迅速發展。 1928年，國民黨提出了黨治報的方針，國統區的一切信息事業，包括非國民黨的信息事業，都要接受國民黨的思想指導和行政管理。 也就是說，按照法西斯的大體改造信息事業，統一規劃、統一管理國民黨的信息事業和非國民黨的信息事業，實行所謂科學的信息統制。 1934年1月，國民黨召開了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央推進委員會在情報界的任務是向少數報紙集中經費，培育有力的言論中心，對全國情報界進行比較有效的控制的決議。 為了學習貫徹這次會議的精神，同年3月，國民黨中央推進委員會召開了信息推進會議，中宣委員會主任邵元沖在會議開幕式上進一步說明了信息控制是指希望自己的信息推進能強力體現，同時必須應對反黨反推進的信息。 國民黨作為執政黨，加強自身信息的最高領導權是一切信息控制的精髓和核心。 邵元沖盡量增厚黨的信息行業(黨報和黨報)的權威，充分培養其本能，自動發揮偉大力量，獲得信息紙新文藝運動的最高領導權，徹底完成信息一元主義的任務，即對信息行業進行純粹全面的黨化 要求一切思想言論和行動，都不能違反國民革命的最高大體三民主義，也不能以超越民族理想、損害國家絕對性的言論，即一律以國民黨意志為基準。

根據國民黨確立的黨治報方針和信息統制思想，南京國民政府制定并頒布了許多實行信息專制的法律、法令。 其中最關鍵的是信息檢查的相關法律、法令，它們是信息專制的核心文案，其條文越來越細，其實施越來越嚴格，充分反映了國民黨信息專制的逐步加強，最終給人民帶來了深深的仇恨。

國民黨當局最初實行出版后審查制度。 1928年6月，國民黨當局開始建立信息推廣審查制度，制定并公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指導黨報條例》、《指導普通刊物條例》、《審查刊物條例》。 根據這三個條例的規定，所有報紙都必須絕對服從國民黨的主義和政策，必須服從國民黨中央及地方黨部的審查。 這三個條例的出臺，是國民黨政府實施信息控制法律制度的開始，其目的是消除一切不利于國民黨統治的信息普及拷貝，標志著國民黨信息檢查制度的初步確立。 1929年1月10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以3項條例為基礎，通過了專門的《推進品審查條例》，確定了包括黨內外報刊和通訊稿在內的7種推進品必須接受國民黨中央和各級黨部推進部的審查。 各省、各特別市黨部推進部負責審查所屬區域內的所有推進品，并將審查意見附在原件上提交中央推進部進行核活動。 各級黨部和黨員發行的推進品和與推進相關的刊物，必須一律報送中央推進部審查。

1932年以后，國民黨當局將出版后審查制度改為出版前檢查制度。 國民黨中央相繼通過并公布了《信息檢驗方法大綱》、《信息檢驗標準》、《重要城市信息檢驗方法》、《各省市信息檢驗所信息檢驗規程》、《各省市信息檢驗所信息檢驗違章處罰暫行辦法》等一系列相關文件。 根據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書的規定，各重要城市需要檢查信息的，應當經中央執委會常務會議批準，設立信息檢查站，并接受中央推進委員會的指導，主持各該地的信息檢查。 各省、市發行的日報、晚報、小報、通訊社的稿件及其增刊、專刊、號外等，發行前必須將所有信息分一次或多次送到各該信息檢查站進行檢查。 信息檢查的范圍僅限于軍事、外交、交通、地方治安以及相關各信息的規定，但在實際運行時將所有信息報道納入檢查范圍。 對違反檢察機關的報社、通訊社，給予忠告、警告、有期停刊、無期停刊的處罰。 據此，國民黨當局在上海、北平、天津、漢口等重要城市設立情報檢查站，由當地黨、政、軍三方機構派員組成。

1934年，也就是報紙、通訊社發表稿件出版前檢查制度的第二年，國民黨當局在圖書雜志上宣傳了這一制度。 4月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通過《中央推進委員會圖書雜志評委會組織規程》。 6月1日，國民黨中央推進委員會發布《圖書雜志審查辦法》，根據上述文件規定，中華民國境內書局、社團或者創作者出版的圖書雜志，在付印前應當根據本辦法，將稿本報送中央推進委員會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申請審查。 國民黨當局首先在上海設立了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然后進入全國。 在中央設立了信息檢查站，由賀忠寒擔任部長，負責全國的信息檢查工作。

抗戰爆發后，鑒于中國進入戰時狀態，國民黨政府光明正大地頒發了一系列戰時情報檢查法令，建立并健全了戰時情報檢查制度。 1937年8月12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信息檢查標準》，對軍事、外交、地方治安、社會風化4類信息規定13個禁止復印件。 其中有些確實與戰爭有關，但有些與戰爭無關。 例如，禁止對中央責任領導進行不基于事實的惡意信息和侮辱，也有損政府的信用。 此次會議還通過了《書店違禁物品發售檢驗辦法》，規定經中央查禁物品的，由各省、市政府印制違禁出版品偷窺表，每周一次發給書店，禁止發行和銷售。 1938年7月21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務會議通過《修改抗戰期間圖書雜志審查標準》，將反對國民黨的主義、政綱和政策等8個文案認定為反動言論，將曲解國民黨的主義、政綱和政策等7個文案認定為謬誤言論。 這次會議還通過了《戰時圖書雜志征稿辦法》，規定國民黨中央組織中央圖書雜志評委會、各大城市或省會設立地方圖書雜志評閱委員會，對圖書雜志采取征稿辦法，一律取締未經征稿的所有出版物。 1939年，國民黨當局又頒布了《圖書雜志查禁暫行辦法》、《戰時情報檢查辦法》等，規定了原軍委情報檢查機構改組設立的戰時情報檢查局，在各省、市、各重要縣市設立了戰時情報檢查室。 這樣，國民黨建立了從中央到縣、市級，從報社、出版社到印刷廠、書店的信息出版檢查羅網，進一步加強了信息出版檢查制度。

40年代以后，國民黨當局開始將黨的意志變為國家的意志，將黨的信息審查變為政府的執法行為，以政府的名義管制信息出版事業，有關信息出版檢查的法律、法令的發布機關也不是國民黨系統的機關，而是國民政府及其組成部門。 1940年9月6日，以國民政府名義發行的《戰時圖書雜志稿件審查方法》公布。 這個方法與1938年國民黨中央發表的同名文件的不同之處在于，中央圖書雜志評委會隸屬于國民政府行政院，地方圖書雜志評委會也隸屬于各地方政府。 為了進一步加強戰時信息出版檢查制度，國民黨政府根據歷年的執行情況，于1943年10月4日重新修改了《戰時信息禁止標準》和《戰時信息違規檢查處罰辦法》，由軍事委員會批準施行。 國民還頒布了《國家總動員法》，明確規定，本法施行后，政府應當根據需要，對報刊館和通訊社的設立、新聞通訊稿即其他出版物的記載，做出限制、停止或者一定的記載。 1945年，國民政府行政院頒布《管理恢復區報紙、通訊社、雜志、電影、廣播事業暫行辦法》，規定國民黨當局在廣大恢復區重新恢復與戰前基本一致的信息控制局面，信息出版檢查在恢復區同樣實施。

這種信息檢測制度在具體的實施中充分暴露了這一制度的本質。 國民黨的情報檢查是自私的情報檢查，也是諂媚的情報檢查，不讓報道不利于自己一黨的情報，不讓發表不利于帝國主義的議論，這是他反動的本質。 這兩種信息檢測中的真實情況，可以看出國民黨的自私和媚外:

其一、《生命》周刊的被檢和扣押

《生活》周刊是中國當代著名信息記者、新聞活動家、政治論家、出版家鄒秉勇承辦的刊物。 鄒先生擔任主編時，最初從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出發，夢想通過《生活》蘊涵人生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在國民黨統治下實現政治清明和實業振興。 因為這個刊物受到國民黨的包容。 但是鄒韋勇的這種改良主義思想隨著滿洲事變的爆發而急劇變化。 1932年上半年，鄒在《生活》上發表了《我們最近的思想和態度》和《我們最近的趨勢》兩個文案。 我們深刻地認識到，廣大人民為少數特殊階級享受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最終崩潰，為廣大人民謀福利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最終成立，中國如果有出路，就有必要走社會主義的這條路。 這兩個副本公然推行社會主義，很快就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敵視，開始用各種做法加害《生活》，多次派人指導和檢查，最后誹謗言論反動、黨的國罪，下令禁止郵寄《生活》周刊，暗殺鄒韋勇的黑名單 鄒先生于1933年7月被迫流亡國外。 半年后，《生活》被當局沒收。 國民黨自私的情報檢查制度已經暴露出來了。

之二、《新生》周刊的被檢和扣押

《生命》周刊關閉不到兩個月，鄒韋奮約好友杜重遠挺身創辦了《新生》周刊。 杜重遠在他寫的《發刊辭》中確定，本刊愿不顧困難、不辭辛勞、與網友諸君攜手實現中華民族新生。 無論是《新生》還是《生活》的新生，無論是文案還是形式，都與《生活》周刊一脈相承。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2卷第15號出版，主編艾寒松用易水筆名寫了隨筆《閑話皇帝》，也提到了中外君主制度。 日本天皇是生物學家，要成為皇帝，他必須世襲，所有事情都必須以天皇的名義做，但實際上，在見到早就必須成為天皇的外賓時，天皇需要； 閱兵的時候，天皇需要； 舉行什么大型典禮的時候，需要天皇，而且天皇被人民忘記了。 日本軍部資產階級是日本真正的統治者。 第二天5月5日，上海日語報紙故意在頭條刊登新聞，高喊《新生》周刊侮辱了天皇。 接著，在日本華僑眾多的上海虹口一帶，日本浪人舉行示威游行，將中國人開的店的櫥窗玻璃打碎了好幾個地方。 6月7日，日本駐上海領事以侮辱天皇、阻礙邦交為由，向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和南京國民黨政府抗議，要求處罰《新生》周刊和文案的作者和編者。 一貫屈從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南京國民黨政府下令立即向上海市政府查明，向日本帝國主義道歉，并更換了上海市公安局長和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 6月10日，國民黨政府又發出《敦睦邦交令》，規定以文字為內容的圖畫和演說為反日推動者的，處以妨害邦交罪，企圖檢查和封鎖一切抗日言論。 據此，上海市公安局根據上海市政府的命令，派人關閉《新生》周刊社，江蘇高等法院判處杜重遠有期徒刑一年零兩個月。 國民黨媚外的情報檢查制度也暴露無遺。

拒絕檢驗運動的長時間醞釀和正式爆發

由于國民黨的情報檢查制度逐漸被認為是對情報自由和情報正義的破壞，哪怕只是一點點進步的新聞記者、進步的政黨都采取了各種各樣的手段來抵制和抗議這種檢查。 就像國民黨的新一樣？ 正如制度越來越嚴格，拒檢運動也有醞釀迅速的發展過程，從拒絕間接檢驗到直接拒絕檢驗，從拒絕側面檢驗到拒絕正面檢驗，發展很快。 以下，截取幾個歷史片段，了解當時的實際情況。

其一、偽裝封面的共產黨新聞

中共的地下報紙是在白色恐怖主義惡劣的環境下出版的。 國民黨嚴禁查閱、取締共產黨報紙，殘酷迫害發行部門、印刷機機關、銷售人員、網民，攜帶、傳閱共產黨報紙的，一經查出，將被監禁、殺害。 《紅旗日報》的出版僅一周時間，就相繼被逮捕，發行商有4，50人，該報的印刷機機關前后關閉了三次。 《上海新聞》先后逮捕了10名送報員和特派員，其中一些人被判8年重刑。 因此，共產黨的報紙經常偽裝封面或更改申請。 例如《布爾什維克》使用過《少女懷春》、《中央月刊》、《新時期國語教科書》、《中國文化史》、《經濟月刊》、《彩虹》等偽裝名稱。 《紅旗》的偽裝封面有《快樂之神》、《現代周刊》、《貝尼女兒艷史》、《佛學研究》等10多種。 《列寧青年》使用過《圓滿姻緣》、《何典》等假名。 《中國工人》曾在《紅拂夜奔》、《南極仙翁》、《愛的叢書》、《性知識》等作品中偽裝封面出版。 另外，為了逃避敵人的耳目，共產黨的報紙經常模仿消遣的小報形狀用紅紙印刷，第一版和第四版滿是商業廣告，標題也盡量趣味化，文案也經常使用隱秘曲折的方法。

其二、拒絕指導和檢查的歷史才能

史量才( 1880 ) 1934 )，又名史家修，出生于上海青浦縣，曾任《泰晤士報》主筆。 1912年購買《申報》后，、、苦心經營，使《申報》成為國內知名報紙，他自己也成為上海報業巨頭。 滿洲事變后，他的愛國熱情高漲，政治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主持了《申報》的一系列重大改革。 其中，《自由談》副刊改革最為突出，確立了不違背時代潮流和大眾化為基本方針，專門刊登了新的文學作品，特別是雜文。 據不完全統計，《自由談》自1932年12月1日起改革，1935年10月31日被迫停刊，共發表近2000篇雜文。 這在當時的報紙上絕對沒有。 魯迅、茅盾等左派作家利用《自由談》這塊田地，發表了大量批判時代弊病、批判時政的雜文，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影響。 魯迅為《自由談》寫新聞稿的這兩年，為了逃避國民黨的言論檢查，用48個筆名共寫了143篇雜文，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怨恨。 國民黨擁抱史才，實施利益引導的手段，給他很多榮譽和頭銜，但史無動搖。 《申報》對國民黨當局的批評不僅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激烈。 蔣介石終于對《申報》表現兇惡，1932年8月禁止上海警備司令部郵寄《申報》。 史量才急忙派駐南京采訪部主任要求蔣介石會面。 蔣表示，“申報”可以恢復郵政，但更換總人員，由中央推進部派員出具和指導，實際進行全面檢查和控制。 史量才說，他可以和蔣氏指定的張蘊繼位，但堅決不允許國民黨中宣部派員指導，如果政府一定要派員進館，反而應該停刊。 蔣介石的意圖很難實現，所以暗中插手根絕歷史才能。 1934年11月13日，蔣介石親自下令軍統間諜組成特別行動小組，在滬杭公路上狙擊歷史汽車，暗殺史量才。

第三、模糊書名的《紅星照耀中國》

《紅星照耀中國》是一本有名的書，出版時書名就很有名。 也就是《西行漫記》。 其作者是著名的美國記者、作家埃德加？ 斯諾 出于職業的敏感，他對這一系列問題非常有趣紅軍是什么軍隊？ 他們是如何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的？ 共產黨的領導人是什么樣的人？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前景怎么樣？ 如果成功了，會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什么影響？ 1936年6月3日，經宋慶齡介紹，斯諾毅然前往陜北進行采訪，全程歷時4個月。 同年11月14日、21日，上海《米勒評論報》首先發表了他錄制的長篇報道《與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的會見》和他拍攝的毛澤東戴八角帽的照片，震驚了國內外的信息界。 接著，英國《每日先驅報》、美國《星期六晚間郵報》、《亞洲》、《大美晚報》、《太平洋事務》、《太陽報》等報紙相繼刊登了斯諾關于陜北之行的一系列報道，共計30余篇 1937年2月，美國《生活》畫報公布了斯諾在紅色區域拍攝的75張照片。 3月，斯諾將他的手稿、照片等交給北平一點愛國知識分子翻譯成中文，并以《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的名字出版。 斯諾根據發表的報道，寫了一本30萬字的《紅星照耀中國》書，1937年10月由英國蘭格斯企業正式出版。 2個月內再版4次，銷售10萬冊以上。 1938年1月，美國的蘭登出版社也出版了這本書。 2月，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將該書翻譯成中文出版，為了避免國民黨和日軍檢查，原書名改為比較模糊的《西行漫記》。 這就是很多人知道《西行漫記》，不知道《紅星照耀中國》的理由。

其四、打開天窗進行抗議的《本日報》[/s2/]

《本日報》的報道受到國民黨政府的監視和限制，特別是搬遷到重慶后，國民黨試圖向其施壓阻止其出版。 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本日報》全體工作人員與國民黨當局進行了長期以來堅決反對情報檢查的斗爭。 國民黨憑借其制定的《戰時信息禁止標準》和《戰時信息檢查方法》等法令，嚴格檢查了《本日報》的文案，任意刪改并扣押了信息稿，給《本日報》的報道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為此，本報打開天窗，改變訂正和通告等方法，向網民揭露國民黨反動的情報檢查制度和破壞言論自由的行為。 有時在報紙上發表言論，評論國民黨所謂的信息自由，有時利用國民黨情報檢查機關的內部矛盾，迫使自己違反檢舉。 除了合法的斗爭外，在關鍵時刻，《本日報》也進行著非法的斗爭。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后，為了報道這次事變的真相，《本日報》決定發表周恩來為皖南事變寫的題詞:為江南死去的國難者哀悼！ 千古奇不公平，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本日報》的工作人員將周恩來未排題字的版面發給國民黨情報檢查站，但實際印刷出版的正是有題字的版面，國民黨注意到后，這一天的報紙已經傳遍山城。

從以上歷史片段可以看出，在國民黨實行壓制信息自由的信息檢查政策中，進步人士從未中斷過拒絕檢查的行為，終于在抗戰勝利后，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爭取信息自由的斗爭拒絕檢查運動。

1945年7月1日，國民參政會6名參政員黃炎培、褚輔成、冷通、左舜生、章伯鈞、傅斯年等應毛澤東主席邀請訪問延安。 黃炎培回來后，把他在延安看到的事寫在了《延安歸來》一書中。 這本書詳細記載了中國共產黨各項政策的實施情況和解放區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成果。 為了避免國民黨出版檢查官刪改，國訊書店在其他進步出版機構的支持下，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員黃洛峰的建議，決定不把這本書送給國民黨當局檢查，而是自行出版發行。 這樣，這篇稿子未經國民黨檢查，于8月7日正式出版。 這是國民黨統治區第一本拒絕檢查出版的書，這拉開了拒絕檢查運動的序幕。

《延安歸來》出版后，進步派張志讓、楊衛玉、傅彬然三人起草了重慶雜志界宣布拒絕檢查的聯合聲明。 《憲政》月刊、《國信》雜志、《中華論壇》、《民主世界》、《再生》、《民憲》月刊、《民主與科學》、《中學生》、《新中華》、《東方雜志》、《文匯周報》、《現代女性》、《現代女性》 8月27日，《新中華》、《中學生》、《文匯周報》等10家雜志社決定出版未向國民黨政府辦理登記手續、不送檢稿件的《聯合增刊》，重慶雜志社的聯誼會集會，簽署拒檢聲明的雜志社增至33家。 9月15日，《憲政》月刊、《國信》雜志等10家雜志社聯合出版，國信書店發行的4家報紙的《聯合增刊》第一期出版。 9月18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機關雜志《大眾》也正式宣布從即期開始停止檢查。

重慶16家雜志社一發表拒絕檢查聲明，立刻震驚了整個文化界，得到了各界的支持和應對。 由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出版社、國情書店等19家出版社組成的新出版業聯合總部宣布堅決支持重慶雜志界的拒絕檢查聲明，許多進步人士發表了文案作出回應。 第二天，《華西晚報》的葉圣陶執筆起草了成都的17個文化團體“給重慶雜志界的公開信”，大聲疾呼。

言論自由必須是完美的，決不能是不完美的，也不能是只有一黨一派享有的特權。 &hellip； &hellip； 從今天開始，&hellip； &hellip； 共同高舉言論自由的旗幟，宣布檢查制度死亡！ 宣布所有壓制言論自由的法令和制度死亡！

9月9日，來到溫文爾雅的謙謙君子書生葉圣陶在重慶雜志聯誼會《聯合增刊》2日發表了怒目金剛式的短文《我們絕不需要圖書雜志審查制度》。 他在論證圖書雜志審查制度當然不存在的理由后指出:

我們不需要這個制度，不是因為我的思想發言被禁止刪除，而是因為你的思想發言被禁止刪除，不是因為他的思想發言被禁止刪除。 即使你的他的思想發言沒有被禁止刪除，將來也不會被禁止刪除。 我們退出這個制度吧。 制度的存在，總是讓我和你以外的人受到精神上的迫害。 我們在精神上和別人是共通的。 別人受到迫害，就是說我們會受到迫害。 &hellip； &hellip； 發表自由成為公共生活的要素，大家必須努力學習，充分受益于發表自由。 一邊努力一邊學習，雖然今后不晚，但必須開始&hellip； &hellip； 這種自由，我國人民從來沒有享受過，從今天開始必須享受，也絕對必須享受。

9月1日記者節這一天，重慶《本日報》發表社會評論《解放毛筆的斗爭》，反映了國統區信息文化界的意志和呼聲，批判國民黨當局實施的稿件審查制度，呼吁信息文化界為爭取信息出版和言論自由進行斗爭。 9月4日，《本報》社論《走向和平的新中國》再次呼吁，必須立即廢除目前束縛所有人民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自由的法令。 9月8日，成都《新中國日報》、《成都快報》、《華西晚報》、川康通訊社、自強通訊社、國論社、《大學月刊》、《天風》、《開明少年》、《現代周刊》、《大義周刊》等16家信息出版機構的集會，以行動 10月，成都參加拒絕檢查斗爭的信息出版機構增加到22家。 9月17日，成都27家信息出版機構齊聚一堂，決定成立成都文化信息界聯誼會，推舉葉圣陶、黎澍、沈志遠等7人為執行委員，發表宣言，提出爭取發表自由的具體主張。 此外，成都文化信息界聯誼會出版了聯合刊物《言論自由》，于9月25日創刊，兩周出版。 與此同時，昆明《民主周刊》、《大路》雜志、北門出版社、培訓出版社等11家信息出版機構也于9月15日聚集一堂，宣布一致應對重慶、成都兩地拒絕檢查的斗爭，決定成立昆明雜志界出版界聯誼會。 22日，昆明“大路”周報等11家信息出版機構聯合致函云南圖書雜志評審所，宣布即日起所有稿件不再送審。 然后致函昆明市印刷業同業公會，請該工會轉告各會員印刷廠，之后所有排稿將由各部門自行負責，不需要受到任何方面的限制，從而影響出版時間。 此外，桂林、西安等信息出版界也相繼成立聯誼會，集體參加拒絕檢查運動。 四川大學、燕京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學生的刊物、墻報也通電拒絕檢查，不再提交自己學校的指導處檢查。

拒絕檢察運動的興起和迅速發展，使搞和談陰謀的國民黨當局陷入了被動局面。 在國內，國共兩黨正在重慶進行政治談判，國統區和平民主運動日益高漲，但蔣介石集團爆發內戰的時機尚不成熟。 在國際上，各國政府紛紛取消戰時情報檢查制度，無形中向國民黨當局施加了國際壓力。 為了緩和國內外矛盾，國民黨當局9月12日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吳國禎出來，向外國記者宣布從10月1日起廢除戰時情報檢查制度。 但是，恢復區在軍事行動尚未完成之前除外。 隨后，國民黨當局讓中宣部信息事業管理處處長馬星野寫了一篇文章《輿論政治的歷史基礎》，于9月15日發表在重慶《中央日報》上，以個人名義發表。 9月22日，國民黨中央第十屆常務會通過了取消信息出版檢查制度的決定和方法。 至此，國統區信息文化界多年奮斗的取消信息出版檢查制度的斗爭，經過兩個月的拒絕檢查運動洗禮，終于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為了鞏固和迅速發展檢察機關取得的勝利成果，爭取越來越多的信息自由的權利，國統區進步信息文化界在慶祝勝利中又提出了新的斗爭目標，把獲取信息出版自由的斗爭推向了新的高潮。 國民黨廢除信息出版檢查的第一天10月1日，重慶《本日報》為此發表了“言論自由的初步收獲”社論，指出廢除檢查制度是言論自由的開始。 但是，他呼吁國統區進步信息出版界繼續為爭取越來越多的民主自由而斗爭，而不是言論自由的真正實現。 10月初，昆明《民主周刊》、《人民周報》、《大路周刊》、天野社、詩與散文社、北門出版社、兒基會社、培訓教育出版社等10多個信息出版團體聯名發表宣言，提出了新的斗爭目標。 例如，取消信息檢測制度，恢復區不例外，取消中央社的信息壟斷政策，民間通訊社和新聞館有自由采訪、軟文收發和軟文收發的11月，上海信息文化界91名人士聯名發表宣言，反對國民黨當局壓制人民自由，恢復區信息 12月，上海30多名信息記者聯名發表宣言，反對上海市政府落實控制信息的措施。 同月，昆明《民主之星期刊》等17家雜志社聯名提出取消所有關于限制出版的法令等主張，建議在信息文化界開展拒絕注冊運動。 1946年1月8日，重慶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出版社、大學印書局、交通書局等10多家出版社聯名致信即將召開的政協會議，提出取消出版法、取消期刊登記辦法、取消區檢審查辦法、限制投遞一切

從拒絕檢察運動的興起、迅速發展到勝利的全部過程可以看出，爭取信息自由的歷史是多么艱難。 率領《華西晚報》參加拒絕檢查運動的黎澍后來回憶起這場勝利的斗爭時表示:“我們非常高興，因為這種萬惡的制度被我們親手埋葬了。 郭沫若在1945年末寫了一首題為《華西晚報》的詩。 詩云:

揮筆五年爭奪民主主義，知道華西有蠟燭龍；

今天的九陰還很慘淡，相期正在努力擊敗鴻蒙。

本文：《“反對國民黨信息專制的“拒檢運動””》

心靈雞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