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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打印了30集的《覺醒年代》，看完只感覺過一個。 終于出了一部講究的正劇。 從豆瓣評分來看，達到9.0，分數這么高的日劇不多見。

如果大家都荒廢了，我強烈建議你刷這部劇。

《覺醒年代》由陳獨秀創立《新青年》開始。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不久改名為“新青年”，專門推廣科學、民主、新文化，掀起新文化運動。

由于文案辛辣，不敢噴人，很快就吸引了很多理想的知識分子。 他們喜歡《新青年》，想在雜志上發表意見。 于是，《新青年》擁有一個質量極高的作者團。

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高一涵、魯迅……毛澤東也受到影響，用二十八畫生的筆名發表了《體育的研究》。

《新青年》凝聚了100年前最有才華的年輕人，通過年輕人的奮起改變了時代的潮流。

如果說五四運動是新中國的開始，那么《新青年》就是五四運動的起源。

但是五四運動以后，《新青年》的作者們開始分化，逐漸走向兩個不同的方向。

陳獨秀、李大釗、魯迅、毛澤東走左翼的革命道路，要徹底推翻舊社會，重塑新中國。

胡適從才華橫溢的青年，變成了貪生怕死的國府狗腿，屬于極右。

錢同和劉半農去世早，沈尹默和高一涵沒什么成果，暫且不說。

《新青年》作者團的離別，其實也是民國知識分子的普遍命運。

也許有人會說，國共爭雄，知識分子一定會站在隊伍里。 這是最表面的理由。 因為就算要成立團隊，很多時候也不是個人能夠決定的，其背后有一點深刻的邏輯。

這些邏輯決定了他們49年的命運。

今天我借《覺醒年代》來談談，有沒有看劇不重要，基本上是大家熟悉的常識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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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知識分子的基礎就是政治觀點。 他們今后要去哪里，大多是從政治角度決定的。

在《覺醒年代》中，毛澤東與邵飄萍正在進行如何做信息記者的對話。

毛澤東說:

要成為信息記者，知識淵博固然重要，但我認為比知識更重要的是思想、角度、職業訓練。 既不能聽也不能聽，必須分解、論證自己得到的消息，留下虛假的真相，得出自己的評價和結論。

這里面的角度非常重要，我們只有站在大眾的角度，站在歷史潮流面前，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和要求，我們的文案才能有助于這個社會的進步。

所謂角度，只是政治上的角度。

簡單來說，毛澤東的意思是講政治，這也是他一生多次重復的大致情況。

從青年時代的信息追求，到建立根據地的政策理論，到建國后的政治指導，毛澤東的政治風格很濃厚。

曾有一段時間，我從政。 有人說政治就是政治。 千萬不要插手文化和經濟。 要迅速發展文化和經濟自由，政治統率一切就會改變口味。

但是不用政治是什么樣子的？

如果沒有政治觀點，知識分子既可以對窮人說話，也可以對美帝和資本家搖旗吶喊。 經濟既可以在實業上報效國家，也可以在壟斷領域致富。 總之，沒有政治觀點，沒有任何事件可以參考的標準。 結果，變成群魔亂舞。

政治才是所有事件的源頭，它提供的角度，給了人們價值的標桿。

有了政治眼光，大家就知道無論發生什么事件，都應該往哪個方向走。

例如，知識分子信仰共產主義，就會形成左派的立場，寫文案誘發輿論時，自然不會對資本家的剝削唱贊歌，而會對窮人說話。

于是陳獨秀、李大釗、魯迅、毛澤東等鮮明的知識分子，基本上站在共產黨一邊，把拯救窮人作為一生的事業。

而且無論做什么事件，都有信用問題。

說到我們100多年前的店，首先會想到的是不賣假貨，不欺詐等。 這些都是長期積累下來的信用，如果中途犯一次錯，招牌就會毀了。

知識分子也一樣。 你說的話一定要做到。 即使現在不行，將來也必須做。

因為你說的是承諾。

陳獨秀、李大釗、魯迅、毛澤東等知識分子說要拯救窮人，真的做了。 有人寫文案做理論，有人專門從事黑暗面，也有人組織軍隊戰斗。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逐漸實現了自己的諾言，相反加深了自己的信用，最終形成了吸彩虹的效果，事業越來越大，就像滾雪球一樣。

所以，民國時期，左派知識分子的力量尤為強大。

胡適為首的一個人，不講政治。

在北大的時候，胡適經常說的話。 在進一步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同時，文案還指出，當今輿論界的一大危險是:偏重紙的學說，不實地調查中國社會需要的是什么。

言外之意，學術和政治必須分開。

乍一看非常有道理，所以吸引了很多粉絲，前幾天胡適被稱為民國圣人。

但是有問題。 做學術研究的問題，不是為了應對現實的困難嗎？ 為了應對現實的困難，必然要選擇政治觀點，不能決定從哪個方面開始。

政治觀點是站在人民的立場還是站在權力者的立場上，區別很大。

而且胡適們想全面照搬美國，標榜民主自由科學，但民主自由和科學，哪一個不是政治？ 這方面的學問，離不開政治的關系。

最重要的是，民主自由也有政治觀點。

如果偏向人民的民主自由，就會和共產黨站在一起，他們不愿意。 如果偏向資本家和當權者的民主自由，就會違背他們改變中國的心。

不是也不是，只是到處標榜自己是獨立的知識分子，胡適這些人的表現是非常扭曲的。

如果不想有政治眼光，只想搞學問，那么回避政治后的學問，對促進國家和社會的進步有什么意義呢？

只不過是拿出文章的酸溜溜的秀才。

沒有政治觀點就沒有成績，信用也破裂，不能吸引越來越多的人。

于是胡適成了掛著羊頭賣狗肉的鍵盤手，除了自由主義者的頭銜以外什么都沒有。

知識分子不能實踐自己的理論，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只能成為反動政權的附庸和狗腿。

是否存在政治觀點，是民國知識分子的第一個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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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知識分子的第二個分水嶺，與他們的出身有很大的關系。

1922年，胡適發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的副本。 好事不談政治，還是受不了了，你會發現他真的很扭曲。

胡適在文案中提出好人政府的觀點，要由政府管理案件，但也要由社會好人擔任官員，領導政府管理國家。

頭腦正常的人，會覺得好人政府的看法很荒謬。

好人是什么，好人的根據是什么，如何在社會上選擇好人？ 完全沒有確定的標準啊。

既然沒有確定評價標準，那么誰才是可以擔任官員的好人，唯一的標準就是大眾的評價。

誰會得到大眾的好評呢？

既是地方豪族，又是社會名流，無論如何都不是工農大眾，連知識分子都沒有機會。

這種好人政府的論調，實際上是重新燒制的九品中正制，而且與儒家士大夫明君賢臣代代相傳。

但是，要改變20世紀的中國，不是好人和明君賢臣能做到的。 如果真的有用的話，慈禧太后和袁世凱早就成功了。 有胡適唱高音的機會嗎？

胡適主張好人政府，既不愚蠢也不壞。

但是，胡適有美國博士學位，說他太愚蠢也不為過。 那么，他為什么要主張明君賢臣和好人政府呢？

自古以來，知識分子都在學習做優秀的工作，讀書是為了做官。 而且，自古以來的政府都是為知識分子準備的。

在胡適這些人的潛意識里，天然認為自己是國家領導層，開民智指明方向是自己的天職。

換言之，與清朝連綿的民國政府永遠是胡適等名流的花園，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就在他們的一念之間。

所以，共產黨不是要徹底改造中國的理論，破壞自己的工作嗎？

他們不會選擇左派的角度吧。

所以胡適在批判三綱五常的時候，又標榜明君賢臣，無非是維護知識分子的特征地位。

雖然會改變中國的理想，但以胡適為首的知識分子，卻不敢果敢地破舟，只能在改良后的完整舊型中轉圈。

但是，如果改良真的有用的話，戊戌變法會成功的吧。

于是他們在注定失敗的老路上，磕頭流血、失望，又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外國，希望外國帶著他們走出苦海。

這是什么？

文化購物啊。

很多民國大師自己證明了，像《亮劍》中的田墨軒一樣，一輩子窩在家里什么也不做，等新中國成立了，出來鼓吹民權、民主主義之類的話，躲進小樓里自成一統是怎么回事。

總的來說，這些民國知識分子身處亂世，有知識和地位，但在改造中國的歷史進程中沒有實踐過。

胡適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后，共產黨對好人政府不滿，推陳獨秀起草《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主張》，直接指著胡適的鼻子罵。

在軍閥勢力下，能實現好的政府嗎？ 北京只有離開了徐世昌，你們才不會高興。 根據歷史經驗，你們是向妥協的和平主義、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邪惡勢力戰斗的障礙物。

差點向胡適吐了口水。

他們要徹底推翻舊中國的一切，然后在白紙上做爐灶，所以不能接受改良、明君賢臣等。

從左派的政治觀點來看，他們也有足夠的動力實踐操作。

首先用《新青年》推進理論，然后用五四運動動員學生青年，接著與工人運動、國民黨合作北伐，最后在南昌打起武裝起義的旗號。

魯迅等左派知識分子用鋼筆戰斗，寫了一系列優秀的文案，屬于另一條戰線的士兵。

無論是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還是用鋼筆戰斗的士兵，他們的理論和實踐，每天都能使中國取得一點進步。

到了1930年，毛澤東經過多年的實踐寫了《反對本主義》，開頭的第一句是“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他在文案中說:

從事多項領導工作的人，面對困難問題，只能嘆氣，不能處理。 踏踏實實，走自己的工作范圍，學孔子所有的問題，什么才能小都能處理問題。 你不出門的時候，頭是空，回來的時候，頭已經不是空了。 已經載有處理問題所需的各種材料。 問題就這樣處理。 調查就像十月的懷胎，處理問題就像一朝一夕的生孩子。 調查是處理問題。

隨后，毛澤東談到了調查的技術。 是調查誰，會議的人多還是少，是決定調查綱目，還是自己參選，還是必須深入，還是必須自己記錄等等。

事無巨細，安排清楚。

十年前，胡適呼吁學生多研究問題，少主義，同時實地考察中國需要什么，但由于未能逃避歷史負擔和個人利益，一事無成。

十年前的青年學生毛澤東，反而因為堅定的政治觀點、不顧個人利益的勇氣，走上了無數知識分子和處理中國問題的道路。

從這一點看，民國在20世紀20年代的知識分子差異，已經決定了他們的命運。

隨著歷史進程的推進，民國各種政治勢力不斷集團化，最終在40年代后期形成了國共爭雄的局面。

只談學術不談政治、外國斑禿、不守節操的知識分子，團結在國民黨周圍，做著合格的花瓶和萬年國大的舉手機器。

有點理想，想為中國的進步而奮斗犧牲的是和共產黨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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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 每月的工資是8元。

他在借書的知識分子中，有點認出新文化運動的知名人物，其中有胡適，特別想和他們談談政治和文化問題。

但是，他們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圖書館助手說湖南方言。

我想當時的毛澤東對胡適等人有抬頭的心情，18年后和斯諾說話，依然不滿。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說起胡適，態度就完全改變了。

胡適這個人真固執，我們給他帶封信，勸他回來，也不知道他到底執著于什么。 說實話，新文化運動有他的功勞，不能一筆抹殺，要實事求是。

言外之意，新文化運動、胡適的其他方面……對吧？

本來大家都是同一個起點。

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毛澤東為首的左派知識分子，結合理論和實踐，通過幾十年的努力自己執政，拯救了國家，實現了曾經吹過的牛逼。

雖然很多人犧牲了，但活著的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豪。

看到以胡適為首的右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幾十年間一事無成，成為反動政權的狗腿子，也無話可說。

偶爾說句好話，給他們面子，有機會繼續做花瓶就行了。 不能再要求了。

結果證明了兩個理由。

政治上的括號其實沒問題。

從定主義是正確的。

本文：《“民國文人的兩條生死路”》

心靈雞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