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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中共地下黨自身建設與群眾組織策略探析”

發布日期：2021-05-28 13:48:02 瀏覽：

摘要

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自身建設和群眾組織戰略迅速發展成熟、正確運用的時期。適應淪陷區和國統區城市環境的變化和黨組織的狀況，改變自身的組織形式和領導方法，堅決實行隱藏影子精銳、長時間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機會的方針；在險惡的環境中，采取靈活多樣的組織戰略，以各種形式建立和利用團結組織和群眾的工作；在民主資源匱乏的條件下，地下黨組織以共產黨員三勤三化融入社會、扎根社會的做法立足，進一步開展黨的群眾工作。這些策略不僅在城市地下黨組織中隱藏了骨干、積蓄了力量、贏得了人心，也為抗日戰爭后期黨組織的迅速發展積攢了足夠的組織力量。

毛澤東指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 [1]基層黨組織建設和群眾組織戰略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基層黨組織群眾組織力的強弱。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迅速發展壯大的時期，也是中國共產黨城市地下黨組織自身建設和群眾組織策略迅速發展成熟的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始徹底糾正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錯誤，以開放的姿態走向社會，成長為全國范圍內、廣泛范圍內、大眾范圍內、思想政治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黨。另一方面，淪陷區和國統區城市地下黨組織要適應生存和斗爭環境的變化，堅決實行影子精銳化、長時間伏擊、力量積累、等待機遇的十六字方針，采取靈活多樣的建設和群眾組織戰略，深入群眾，扎根社會，

抗戰爆發后，在黨組織和黨員隊伍迅速發展壯大的過程中，基層黨員干部對支部工作的認識不完全，對支部工作的開展缺乏經驗。有些地方建立了黨的基層支部，但支部的政治功能沒有得到比較有效的發揮，許多支部長期處于不工作的癱瘓、半癱瘓狀態。 [2]與這種情況相比較，1939年6月10日，陳云在《解放》第七十三期發表了《支部》一文，系統地闡述了支部的地位、設置大體、首要任務等基本問題。陳云認為，支部是黨的基本組織，是黨的力量成長的首要源泉。 [3]黨的政策主張和口號只有依靠支部才能牢牢深入群眾。只有依靠支部的日常推進和組織動員，群眾才能在黨的政策主張和口號下團結起來進行革命。由于支部的這種地位，黨有必要依靠支部吸收新黨員實現黨的力量擴大，依靠支部培養黨的干部，教育指導黨員。關于應該以什么樣的大框架設立支部，中國共產黨認為按生產單位組織支部，黨的城市街道支部是具有暫時性質的支部。 [4]陳云在闡述支部的作用這一問題時指出，支部不僅應該發揮組織的形式，還應該實質性地發揮核心堡壘的作用。這個目標的實現，需要支部確立基本工作，將這些工作分工，支部各黨員同志貫徹執行。

劉少奇指出，作為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從沒有把黨的組織形式到任何組織形式看成是不可改變的死亡公式[5]。黨的組織形式和實務做法是根據黨所處的內外環境和黨的政治任務決定的，必須具有一定的靈活性。 [6]環境和實務條件以及黨的政治任務發生變化時，黨的組織形式、活動方法和實務方法也必須改變。另外，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形式、活動方法和實務方法適合當時當地的環境，首先應進行兩種估算。一是充分估計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之間的差異。二是嚴格估量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民族習性、道德優勢。 [7]據此決定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形式、活動方法和實務方法。據此，這一時期，黨還根據淪陷區和國統區城市環境的一些變化和黨組織的情況，堅決貫徹改變自身的組織形式和領導方法，捂影精銳，長時間埋伏，蓄力，伺機而動的方針。 1940年夏天，南方局向所屬省委、特別委員會發出《緊急通告》，要求地下黨組織盡可能短而精，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雜亂無章。 1941年5月8日，中共中央下發《關于大后方黨組織實務的指示》，要求大后方黨組織打破組織上的官方主義，在特務嚴密監視的部門不建立黨支部，黨員獨立活動，上級與其個別聯系。通常，不支出支部會，只在個別接頭進行黨員轉移時不轉嫁黨的關系由原組織進行聯系等。 1941年夏天，周恩來主持召開南方局會議，明確了縮小各級領導機關，建立平行支部，實行單線聯系，盡量深入社會，嚴格秘密業務制度等措施。利用黨內短小精悍、大體上、而且大后方廣泛革命的社會基礎，通過擴大黨外活動，達到了鞏固大后方即敵占區黨秘密組織的目的。

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的重要衡量標準之一是黨對群眾的組織化程度。只有在淪陷區和國統地區險惡的環境中，采取靈活多樣的組織戰略，才能把群眾個人團結在一起，圍繞在黨的周圍。其具體表現如下

(一)利用各種公開合法的團體在黨的周圍組織廣大群眾(/s2/) ]

上海淪陷后，以前公開的抗日團體無法繼續存在，黨做出了改變組織群眾的方法和形式的決定。具體來說，首先，應該改變舊的抗日團體常規的組織形式和名義，爭取其本質存在，使他繼續快速發展群眾基礎，更加擴大和深入。但是，如果一些抗日團體已經在群眾中樹立了其威信，同時群眾不愿意改變其名稱廢除組織，那么還是應該維持，但是其組織機構一定要嚴密化、靈活化。排除其中的破壞分子，但不是不讓其他抗日各黨各派分子參加。相反，必須團結一切真正抗日的積極分子，建設更加牢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組織。把這些團體中的積極分子組織在黨的周圍是非常必要的，要對這些積極分子更加深入群眾，指導群眾的一切抗日斗爭和日常生活，努力使這些團體成為黨想要領導的抗日組織。其次，散布在各地各生產部門及各群眾聚集場所的積極分子及其自發小組織，要以各種名義、各種做法組織和聯系他們，加強教育和指導。為了杜絕對這些許多積極分子和小組織的歧視，組織越來越多的群眾，必須積極爭取、援助、推動他們，進而建立各種抗日團體。再次，對于國民黨領導的抗日群眾組織，我們要多次從群眾的角度和民主的角度大致做以下工作: 具體包括以下三種情況: 在同一個產業部門，我們必須與之合作，如果有同一個組織，就推進它，擴大我們在他們之間的政治、組織影響和領導地位。如果群眾不信任該組織，就必須動員群眾進行批評和民主改造，說服該組織中的一些優秀干部和群眾，實行員工的轉變。在我們沒有組織的時候，必須動員群眾參加，充實和改進其工作。 [8]最后，在這些抗日團體以外，以各種形式和方法，根據各階層群眾的切身要求和痛苦感，組織起來。這樣，在把廣大落后群眾引入我們周圍的同時，也可以這樣得到公開組織的存在。根據這種形態注入抗日反漢奸的復制品。而且，許多落后的封建組織和集團，必須盡可能地啟發他們的民族思想、正義感和國家人格意識。另外，進行各種資產階級政治、經濟組織中的工作(如商會、同業公會、市民會等)，將這樣的組織爭取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是一項重要的工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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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項決定，抗戰初期，上海地下黨將所有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公開抗日團體變成了經濟性、職業性、學術性、娛樂性和聯系友誼性的合法團體，將廣大職工團結在黨的周圍。例如，如果將銀色產業員工的戰時服務團重組為銀色領域的職員聯誼會，會員將達到5000多人。由華裔外國員工組織的華裔戰時服務團改組為以游樂為活動形式的華聯俱樂部，迅速發展會員6000多人。上海店員中具有較大影響力的益友社，是地下黨領導的部分愛國青年以聯系友誼的名義組織的革命團體，會員最多達1萬多人。地下黨通過職工教育組織、宗教和慈善組織，舉辦各種勞動者文化補習學校、補習班等勞動者文化教育活動，開展黨的工作。從1939年到1940年，僅上海這樣的補習學校就有49所，參加學習的勞動者約有5000人。此外，利用同鄉會、兄弟會、姐妹會、錢會、禁煙酒會等群眾自發組織，團結了中間相對落后的員工。這些分散規模狹小的組織，可以在斗爭中多方面動員群眾，一旦環境不允許統一的群眾團體公開存在，也可以杜絕，繼續維持黨與群眾的聯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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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組織群眾，這一時期黨組織和廣大黨員還探索了許多組織群眾的策略。首先，社會上有影響力的人物參加群眾組織或成為某個組織的領導人，以提高對群眾的吸引力，減少政治或社會上的阻力。其中，讓社會名流等擔任團體的領導職務和名譽職務，是地下黨員獲得社會上有影響力的人的常用途徑。這些人的贊助和參與，不僅保障了團體的活動經費，減少了員工參加團體社會活動的擔憂，也使團體更容易獲得公開合法的地位，大大擴大社會影響。其次，根據群眾的生活環境、習性、政治自覺等，形成鮮明對比的形式各異的群眾組織已成為現實。群眾組織只有切實滿足群眾的訴求，才能真正意義上的聚集群眾，團結起來。最后，挽留要點和關鍵部門的群眾組織開展業務，推動其他組織的建立，進而帶動相關部門的群眾。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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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建立據點的方法組織和團結群眾(/s2/)。

據點建黨是這一時期我們黨為適應國統區險惡環境而創造的新的組織形式和活動方法。皖南事變后，國統區城市政治環境進一步惡化，黨的組織實行避難隱蔽后，黨員與進步分子實行單線聯系，到1942年初，用這種方法聯系的重慶地區進步青年增加到88人。像這樣完全采取一個一個單獨聯系的方法變得越來越困難了。另外，多個積極分子也要求組織起來，命名，加強相互聯系，加強同黨聯系，有利于集體學習和戰斗。周恩來了解這些情況后，指示南方局青年小組以靈活的形式組織進步青年。關于組織形態，他說:“索性&lsquo；作為據點吧！我們在敵人后面布置了幾個據點，這里也有幾個&lsquo；據點。 [12]其次，南方局青年小組首先在重慶地區的中央大學、復旦大學等學校建立據點。這樣的據點通常分別有三五人或六七人。它既沒有固定的組織形式，也沒有固定的章程制度。但是，各個據點都有通過交友自然形成的核心群體，成為在一個單位或其附近地區開展青年事業的規劃者和組織者。在中心成員周圍形成據點的基本成員，還通過廣泛的交友和秘密的、公開多樣的社團活動，將本公司的進步青年和中青年聯系起來，團結起來。據點只有縱向關系，不會發生橫向往來。據點這個稱呼當時沒有傳到下方，但是據點成員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有指導地進行的。十三

到1942年底，青年群體直接間接聯系的據點迅速發展到9個，各據點聯系的進步青年有252人。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工廠、學校、企業也建立了據點。這些據點團結了許多青年積極分子，積攢了革命的力量。南方局的婦女團體、經濟團體也相繼建立了各種形式的據點。據點在當時起到了巧妙地掩護黨的組織、隱藏凝聚革命力量的重要意義，成為黨連接群眾的無形橋梁[14]

由此可見，在這一時期的不同階段，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群眾組織體系向不同形式轉化，呈現出明顯的動態性。其中，黨的基層黨支部、黨群以及獨立活動的廣大共產黨員在這種動態的組織體系中起著直接的領導作用，以公開合法因地制宜的組織形式開展活動，指導動員廣大群眾。

這一時期，在民主政治資源匱乏的條件下，淪陷區和國統區的城市地下黨組織以扎根社會的做法立足，開展黨的群眾工作。為了適應這一時期地下斗爭的環境，貫徹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六字方針，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將其具體化，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勤三化的策略。在這一時期能提出三勤三化的策略，也是總結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白區城市實務經驗教訓的結果。當時，許多黨員沒有和群眾生活在一起，不能充分融入基層群眾，過著領取組織補貼的機關化生活。結果，如果機關遭到破壞，許多黨員將被逮捕。

三勤是指勤業、勤學、勤交友；三化是指社會化、職業化、大眾化(或合法化)。 [15]這要求黨員在本職工作中不斷學習，勤奮研究業務，成為本職工作的專家。黨員還必須廣泛結交朋友，廣泛深入社會所有單位。在三勤三化中，職業化是最核心的拷貝。只有黨員干部有職業掩護，其才能立足社會，在群眾中扎根。

(一)深入社會基層各行業，鞏固自身職業地位，團結影響周圍群眾(/S2/) )。

以普通民眾身份深入社會各行業和各方面的黨員干部，無論是工廠公司還是學校，都必須忠于職守、勤于工作、品德高尚的正派人。這是因為，只有實現了這一點的黨員干部，才能真正深入社會基層，扎根其中，進一步增強自身在群眾中的影響力和權威，得到廣大群眾的信賴和擁戴，從而達到使廣大群眾緊緊團結在黨組織周圍的目的例如，作為普通工人進入本來就沒有黨的力量的上海內外的棉一廠、二廠工作。由于她對那個熟練的技術和熱情洋溢的人的態度，她很快就得到了工廠工人群眾的信任。隨后，黨組織陸續派遣黨員到該廠成立黨支部，支部黨員積極開展活動，與職工群眾交朋友，經常到女工家閑聊，幫忙做家務。 [16]據此，支部各黨員周圍團結了大批群眾，黨員也據此與群眾保持密切關系，成為善于影響和動員他們的群眾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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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過廣泛塑造大眾中有影響力的人物，取得一點點的效果(/s2/) )。

在造就普通大眾方面，并且如果能造就在大眾中影響力大的人，往往能發揮更多的效果，團結一個身體帶動更多的人。群眾中有影響力很大的人，例如，一點點的老工人、老職員身邊經常有很多群眾追隨。通過與這樣的人交朋友，并對此開展思想教育事業，進一步吸收入黨，構筑接近和團結廣大中間群眾的橋梁，使廣大群眾接近和影響黨，最終實現黨在群眾和黨中扎根的群眾事業面的擴大目的因此，在這一時期的文件中黨支部的任務之一總是考核周圍的群眾，從中選拔那些群眾是最有威信的最有能力的分子，它們是次要分子等，取得良好的快速發展[17]。

(三)積極參加各種自愿合法的群眾組織，利用群眾社會生活習慣，真正與群眾一體化(/S2/) )。

在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的險惡環境中，社會民眾形成了團結互助以前就流傳下來的習慣。基于這樣的現實，當時深入社會基層的黨員為了達到接近和扎根群眾的目的，往往首先通過建立以前流傳下來的彩色各種組織形式來吸引群眾的參與。流傳至今的顏色組織形態包括同鄉會等具有封建宗教色彩、為大眾所熟知的組織形態。在這些組織中，黨員干部最初多以普通成員身份為組織成員服務，逐漸樹立了這些團體組織在群眾中的威信，進而黨員干部也贏得了這些團體組織群眾的支持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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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這一時期，在淪陷區和國家統一區的城市，地下黨組織堅決貫徹三勤三化的方針，將公開的救亡運動轉變為深入社會各部門內部的群眾工作。這不僅使地下黨組織隱藏精銳，積蓄力量，從而在社會中扎根，而且使群眾工作更加深入，贏得人心，度過難關。這一切都為抗日戰爭后期黨組織的迅速發展、國家統一區民主運動的興起、第二條戰線的開辟也積累了雄厚的組織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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