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網友在后臺留言，請本期講述馬寅最初被批評的歷史。 這個問題我以前理發說過，借此機會再系統地回顧一下這段歷史。

首先，我們需要弄清楚基本的事實。 20世紀50年代末，馬寅最初只是受到學術批評，沒有受到政治批評。

馬寅初提出了一個疑似錯誤的學術命題，必須允許別人反駁嗎？ 反駁的話怎么會變成迫害呢？ 事實上，馬寅初和高層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系，黨和政府從未批評過他！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從1939年以后就一直沒有和共產黨在一起過。

那么，沒有受到過政治批評的馬寅初為什么會坦然地說呢？ 平反只是馬寅最初受到學術批評的“新人口論”。

1979年7月23日，北大黨委向中央提交了《關于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的報告》。 其中，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完全控制人口，實行計劃生育，為黨獻策，不料他的憂國憂國民的愛國之心，被陳伯達、康生之流迫害，有什么罪？ 歷史迅速發展說明:中國批斗馬寅初，人口增加6億。 1979年8月5日，開始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光明日報》發表了記者朱相遠的報道“誤一人而增三億人”，這是錯誤的。

但是，無論是北大的報告還是《光明日報》的報道，馬寅初平相反的說法都不太成立。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大陸人口為5.4億人，到北大黨委提交報告的1979年僅為9.6億人。 也就是說，前30年的人口增長不過4.2億。 馬寅初的《新人口論》被批判的1957年人口為6億5000萬人，1979年只增加了3億1000萬人。 北大報告說，中國批準馬寅初，人口增加6億的說法多么荒謬！ 關于《光明日報》的誤增3億，要求從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間，新中國的人口只增加1，2，000萬

新中國成立后的1952年至1957年，我國迎來了第一個增長高峰，年均自然增長率在2%以上，1950-1957年8月累計出生人口為1.67億人。 這完全是新中國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醫療衛生水平迅速提高的自然結果。 由于這一改善，人口迅速增長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人均平均壽命大幅增加。 解放前，中國的人均壽命為35歲左右。 1978年我國人民的平均壽命，男性66.9歲，女性69歲，增長了近2倍，超過了發達國家的水平。 這正是社會巨大進步的體現。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主席在《唯心史觀的破產》一文中預言，美國政府的《白皮書》不能解決中國人口眾多帶來的社會問題，批判新馬爾薩斯主義，主流意識形態曾將在落后國家推行計劃生育視為美帝國主義的謀殺， 如北大報告和《光明日報》所示，無視新中國社會進步帶來的人口自然增長，鼓勵零增長和負增長，這不是帝國主義殺人嗎？ 在人口壽命倍增的情況下，如何實現零增長？ ！

綜上所述，1939年以后，馬寅初一直緊跟在中國共產黨后面，每當新的方針政策出臺，他就始終堅持推行，在毛主席后面寫《共同綱領》，寫新民主主義經濟，農業合作化、公私合營、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

這不是馬寅初的投機，他在看到許多事實后，很可能真誠地愿意服從共產黨，但由于階級觀點的改造不善和知識結構的問題，他在許多問題的核心上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 但是，胸襟開闊的毛主席并沒有就此被馬寅首先拒絕，相反，他以朋友的身份積極影響他，讓他盡可能為人民服務。

1953年，抗美援朝戰爭取得勝利，國際環境穩定，國內建設走上正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也開始。 此時，毛主席開始觀察人口計劃增長的問題，計劃生育的問題進入毛主席的視野。 1953年6月30日開始的首次全國人口普查是基于人口政策的決定。 毛主席專門把馬寅初接到中南海，聽他的《新人口論》，但這并不意味著毛主席的人口政策主張一再重復，或者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完全正確。

馬寅初作為從西方留學回國的經濟學家，和大多數老知識分子一樣，主張控制生育，因為人口過多是國家貧困的原因。 馬寅初在三四十年代發表過兩次人口學，都是襲擊馬爾薩斯的論調。 20世紀50年代發表的《新人口論》是他同一論題的第三次執筆，受毛主席反駁美帝《白皮書》文案的啟發，《新人口論》在觀點上有所進步，但本質上，《新人口論》依然沿襲了馬爾薩斯的理論。

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于1798年出版，一問世就受到上層階級的熱烈支持。 因為他把下層階級的失業和貧困歸于所謂的自然法則，而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不像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消毒劑，主張麻痹勞動人民，消滅私有制。 但是，同為資產階級學者的李嘉圖和達爾文批判了馬爾薩斯。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恩格斯在1844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指出了“人口原理”的荒謬之處。 他諷刺說，如果我們想做到底，當我們在地球上只有一個人的時候，就必須承認人口過剩。 之后，馬克思對《人口原理》給予了最尖銳、最徹底的批判和揭露。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這本小冊子之所以轟動一時，完全是由于黨派利益，資本主義社會人口相對過剩、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真正原因是資本主義社會資本積累的正常規律。 社會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他對增長的規模和能力就越大，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 可支配的勞動力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因為同樣的理由迅速發展。 &hellip； &hellip； 勞動者所有的人口都在生產資本積累的東西，也是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生產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 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所特有的人口規律&hellip； &hellip； 列寧進一步闡述了工人階級對人口問題的樂觀和積極態度。

僅限于篇幅，這里不一一展開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 簡而言之，所謂的人口過剩和勞動人民的貧困化正是資本的積累造成的。 &lsquo； 農業生產力低下的規律是資產階級的謊言。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地租=土地占有者收入增加的規律才是事實。 (列寧語)

馬克思主義者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也要提倡計劃生育和控制人口，這和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性質完全不同。 那么，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到底是哪匹馬呢？

和馬爾薩斯將社會制度造成的貧困歸于人口這一自然因素一樣，馬寅最初也以我國人口眾多為貧困原因。 他說，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是我們貧困的根本原因，但人口眾多這一事實本身也是我們貧困的原因。 ( 1979年重新出版的《新人口論》)特別不能容忍的是，他竟然說要和平共處，不讓我侵略人，不讓人侵略我，就必須控制人口。 這和帝國主義提倡的黃禍論多么相似啊！ 馬寅初在《新人口論》中，無視黨中央和毛主席關于主要矛盾的論述，大力論述我國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長過快、資金積累過快。

他在《新人口論》中繼續為馬爾薩斯辯護，反手抓住馬克思主義進行攻擊。 馬爾薩斯在人口增殖超過食物增長的自然看法中，去尋找貧民痛苦的原因。 馬克思主義者否定了這一觀點，認為貧民痛苦的原因不是馬爾薩斯說的那樣自然界的吝嗇，而是生產關系束縛著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所以真正的原因是社會的，不是自然的。 因為貧民們的辛苦成果，大部分被地主掠奪了。 所以根本原因是生產關系束縛著生產力的迅速發展。 目前，我國一些大學經濟學科的一些教授和一些經濟學雜志的，總是抱著這個見解，但仍然&lsquo； 生產關系束縛著生產力迅速發展這一社會性質的理論來對抗馬爾薩斯的自然性質的理論。 出乎意料地，中國的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這個社會性質的理論在中國已經失效了，不能再用于對抗馬爾薩斯了。

1960年，馬寅初在《新建設》刊物上公開了《重申我的請求》。 1939年之前，我沒有和共產黨在一起。 我也做過文案批判馬克思。 但那一年，我用實際行動否定了自己的階級，否定了過去的我。 所以對于1939年以前的舊復制品，我不負責。 我自己也不引用。 就像馬克思否定了自己的階級一樣&hellip； &hellip； 但是，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又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攻擊了馬克思主義。

當然，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在當時并未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人口政策產生事實上的影響。 事實上，馬寅在1950年公開推進他寫的《新人口論》也是1955年以后的事件，當時的預產期問題被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 1957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主席也率先提出了計劃生育問題，馬寅首次推銷了他自己的學術觀點。 但是，作為已公布的明顯錯誤的學術觀點，應該受到對等的公開駁斥。

50年代中后期，對馬寅初的學術批判是有節制的。 當時寫文案的首先是兩個人，一部分是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專家學者，一部分是報紙和刊物的網民這些文案都是擺事實、講道理的，沒有貼標簽的現象，用語還是人為和善 當時的報紙不僅發表了批評《新人口論》的文案，還發表了進行反批評的文案，但并沒有以力量壓倒。 即使康生和陳伯達參加，也只是作為平等學者而不是官員參加了批評小組，而且當時馬寅初的職務并不低。 對《新人口論》的批評和反批評從1957年持續到1960年，這一事實證明我們認真貫徹了毛主席提出的雙百方針。

當時《人民日報》的社論說，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學術批評是人民內部的矛盾，要在批評的過程中堅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使不同的意見有機會一一發表。 真理越來越明顯。

1960年，《新建設》1960年1月號發表了馬寅初的《重申我的愿望》。 據內介紹，過去200多位老師發表的意見大多大同小異，新鮮事物太少，我學習不夠，也沒有謙虛的態度。 一氣之下，馬寅于1960年1月主動辭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至3月底獲得批準。 此后，馬寅初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沒有變化，擔任了第二期全國人大常委會等職務。 文革期間，馬寅初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沖擊； 1972年，中央專門批準了馬寅初的直腸癌手術。 在當時的整體醫療條件下，這是特殊的照顧。 1976年，周總理去世后，馬寅第一次去醫院出席遺體告別儀式； 1977年，馬寅首次參加華國鋒出席的游園活動； 1978年初，馬寅96歲了還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 hellip & hellip；

奇怪的是，1979年7月23日，北大黨委向中央提交了《關于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的報告》。 其中，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完全是為了控制人口，實行計劃生育，為黨獻計獻策，不料他的憂國憂國憂國民的愛國心，被陳伯達、康生之流迫害，有何罪孽？ 1979年8月5日，開始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光明日報》發表了記者朱相遠的報道“錯誤批評了一個人，錯誤增加了三億人”，從此這個說法就不再脛而走。 1979年9月，北大黨委批準了馬寅初平反的報告，而且在1982年馬寅初逝后總公司發送的信息通稿中，高度評價了他是我們黨真摯的諍友。

回顧這段歷史，平反馬寅初確實達到了兩個目的。

一是以平反馬寅初中傷毛澤東時代，將馬寅初作為歷史轉折的象征人物之一。 1978年2月16日，《光明日報》轉載了《人民文學》當年年初發表的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報道陳景潤不怕困難，勇敢地攀登高峰，引起廣泛關注。 之后，轉載了《人民日報》等媒體。 之后，《人民文學》雜志主編施戰軍表示，《哥德巴赫猜想》是&lsquo； 科學之春這首大歌的領唱。 徐遲的這篇報告文學寫于1977年9月，當時正好在復活的背景下。 文案生動地描述了陳景潤在文革中如何受到迫害、研究受阻、處境如何艱難，而陳景潤的研究成果是1973年發表的《中國科學》雜志震驚了世界，毛主席夫人親自關心陳景潤的生活的事實。 北大和光明日報高喊反馬寅，顯然是與傳播陳景潤同好之士。

另一個目的是對1979年-1982年馬寅初及其《新人口論》的高調推進，迎合了新計劃生育政策的出籠。

那么，在沒有馬寅的毛澤東時代，到底是如何處理人口問題的呢？ 搞清楚這個問題，更有利于認識對馬寅初的學術批判，推翻這段歷史。

考慮人口問題也少不了辯證法。 有人總是用毛主席人多的力量中傷毛主席在人口政策方面的失誤。 事實上，這句話是1958年4月15日毛主席在《介紹合作社》一文中提出的，人多當然是我們的不利因素，但毛主席認為人多議論多，熱情高，干勁大，人民群眾具有無限的創造力。 他們可以組織起來，進軍所有能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生產的深度和廣度，為自己創造日益增長的福利事業。

也就是說，毛主席的意思是，只要充分組織六億人民，就能發揮無限的創造力，以人多的客觀不利條件為有利條件，而不是鼓勵多生。 相反，毛主席在新中國成立后一貫主張人口生產也需要計劃。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10次(擴大)會議上，毛主席說:“人口控制在6億人，一個人也少嗎？ 這是假設。 現在每年增加千萬人以上。 不成長并不容易。 因為現在是無政府主義狀態，所以王國必然還沒有成為自由王國。 在這方面，人類還完全沒有覺悟，沒有思考方法。 我們可以研究這個問題也可以研究。 政府必須設立部門和委員會，人民團體可以廣泛研究這個問題，也可以考慮方法。 毛主席還說:“要提倡避孕，有計劃地生育。” 我認為人類最不能管理自己。 明明有生產工廠布匹、桌椅、長椅、鋼鐵的計劃，卻不自己制定人類生產的計劃，這是無政府主義，無組織，無紀律。 我想這樣下去，人類會早點被破壞。 中國有6億人口，增加10倍是多少？ 六十億，那時就快滅亡了。 在3月1日的演講中，毛主席又確定“能否有計劃地生產，這是一個構想”。

1958年3月23日，毛主席在成都會議的最后一天打破迷信，&lsquo； 人多了就麻煩了，地少了就麻煩了。 多年來人們一直認為耕地太少，但實際上人均2畝5地就足夠了。 推進者很多，會變得悲觀空煤氣，不是。 我們認為人多是件好事，等實際人口達到7億5、8億時進行控制。 至今人還很少，很難被稱為農民培養。 少數民族和人口稀少的地區不實行計劃生育，其他地區可以試行計劃生育。 不要樂觀和悲觀。第二，控制住。 如果人民有文化，就可以控制。

到了6、70年代，毛主席多次強調計劃生育的問題。 1972年7月24日，毛主席指出，關于避孕工作，我想送回家。 避孕藥、器具之類的，免費提供，從家里送回家。 因為人來收是不好意思的。 包括男女關系之類的事件在內，人體的8個系統都必須研究。 必須制作小冊子，挨家挨戶地寄送。 否則，人就對不起了啊。

控制人口增長速度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一方面涉及對農民的教育，打破多子多福的封建觀念。 另一方面，避孕也需要依靠醫療技術的進步和避孕藥具的開發、生產和宣傳，而且計劃生育需要極高的政策水平，可以將人口增長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既不能激增，也不能歸咎于同樣導致的快速老齡化和人口正常更替不足。

在舊社會的農業中國，經濟嚴重后勞動力不足，加之天災、疫病、醫療水平低下，新生兒死亡率高，這就形成了早婚早產、養兒防老、增加孩子幸福等自古以來流傳的觀念。 新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城市工人實行八級工資制、工廠循環勞動者社會保障； 農村集體統籌安排，無后顧之憂。 這為打破以前流傳下來的觀念，推進計劃生育提供了充分的社會基礎。 1965年，毛主席指示將醫療衛生事業的要點放在農村，基層醫療條件迅速改善，避孕觀念和各種避孕藥具可以在偏遠農村地區宣傳，這種計劃生育的推進提供了物質條件。

總體而言，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生育政策在空之前成功了。 特別是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后十年，總和生育率從6.0迅速下降到2.2。 ( 2.2是1980年的水平，改革開放的計劃生育政策始于1982年) )。

總和生育率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婦女在育齡期間平均生育的孩子數量。 通常，國際公認的2.1總和生育率是保證人口正常更替的黃金值，如果低于這一水平，新生人口將不足，一旦超過社會迅速老齡化的這一水平，人口將迅速增加。 很明顯，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生育真是有計劃的，使總和生育率接近了合理的范圍。

1982年以后，一旦一胎化政策強制實施，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8的警戒線之下。 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總生育率降至1.18，北京、上海等地降至0.7的水平。 由此帶來的是老齡化問題，中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達到1.27億，且以每年800萬人的速度增長。 專家預計，到2050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達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隨著公有制經濟的崩潰，勞動人民的養老問題從社會集體保障回歸個人家庭責任，養兒防老的觀念再次抬頭，醫療技術的進步反過來推動了性別失衡的發展。 雖然中國法律法規明確禁止人工干預出生性別，但隨著醫療產業化的發展，公共服務性醫療事業成為賺錢的產業，私人診所、私人醫院對胎兒的性別鑒定基本沒有障礙，基本上做b超就能得到比較準確的消息； 任何地方的公立醫院，只要偷偷塞進紅包，他們都一樣敢受風作案&hellip； &hellip； 性別平衡的問題現在也越來越嚴峻了。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即將結束，雖然尚未看到最新數據，但從媒體近幾年來報道新生兒數量銳減、人口老齡化、性別失衡等問題來看，也可以看出人口問題形勢不容樂觀。

面對問題，年我國全面開放兩個孩子，人口政策正在積極調整。 但是，人口問題并不是孤立的問題，似乎二胎的開放并沒有促進新生兒的增加。 勞動力后備軍的增加不僅滿足了資本積累的訴求，也無法改善底層生存狀況在經濟下滑的趨勢下，下層人民在生存的壓力面前，不能再有更多孩子幸福的愿望&hellip； &hellip；

回顧馬寅初的這段歷史，回顧這段歷史上發生的學術爭論的核心命題，可能有助于思考和處理今天的問題。

本文：《““平反”馬寅初鬧劇及“錯批一人，誤增三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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