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擊非典功臣、國醫大師鄧鐵濤與毛主席的一世情緣”
在這次消滅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戰斗中,中醫藥再次顯示出了很大的魅力:
治愈的病例70%主要通過中藥治愈;
據廣州市衛建委介紹,截至2月1日,廣州市八醫院應用中醫藥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53例,整體癥狀明顯好轉,無一例加重。
2月3日,首批國家中醫醫療隊承辦的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南樓一病區確診的8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出院,其中6人重癥… …
我記得在17年前的抗擊非典的戰斗中,中醫遇到了很多偏見和歧視。
SARS在中國流行的時候,一位名叫鄧鐵濤的87歲老中醫岌岌可危,掀起了擔任中醫專家組組長的狂瀾,逆轉了其治療急性傳染病的被動局面。 中醫干預對抗擊非典做出了重要貢獻。 以鄧鐵濤所在的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為例,醫院共收治58例患者,無患者轉院、無死亡、無醫護人員感染,取得了3個零成績。

鐘南山呼吸系統疾病所收治88例患者,死亡10例。 之前,中醫被開除了; 后中醫干預71例,死亡僅1例。
有一段時間,世界震驚了,對非典很頭疼的香港醫生,也急忙去廣州和鄧鐵濤取經,鄧鐵濤這三個字也漸漸為世人所知。
年11月15日,鄧鐵濤在自己104歲的生日賀壽儀式上
鄧鐵濤1916年農歷10月11日,鄧鐵濤出生于廣東省開平的嶺南名醫一家,祖父輩和父親輩是近代嶺南溫病的專家。 1932年,16歲的鄧鐵濤進入廣東中醫藥專科學校,系統地學習中醫理論。 1938年正式就職。
1949年前的中國貧弱,帝國主義肆意踐踏我們的領土,欺凌我們的人民,民族文化完全失去了信心,中醫也不例外。
1914年,中華民國教育部鼓勵西醫運營,禁止中醫運營。 教育總長汪大祚公開表示,余決心今后廢除中醫,不使用中藥。 國民黨統治時期,以立法形式通過了《廢除舊醫消除醫務衛生障礙方案》,兩次試圖消滅中醫,但由于當時中醫藥民眾基礎深厚,未能成功。 但是,中醫藥受到的歧視和誤解逐漸形成了社會心理,社會地位逐漸下降。

在舊社會,鄧鐵濤空有本領,但沒什么用處。
1938年,日本侵略軍炸毀廣州,鄧鐵濤投靠香港,與4名同學在文威東街南北藥材銀行所在地,共同運營南國新中醫學院(夜校),在九龍芝蘭堂藥店坐堂就診。 受救亡運動、進步文化的影響,他閱讀了介紹政治經濟學、唯物辯證法和共產主義初步知識的書籍,還學習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和《魯迅全集》等。 在此期間,他深感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有助于自己學習和研究中醫。 這是他今后探索中醫藥學寶庫的關鍵。 香港被日軍占領后,鄧鐵濤回到廣州,輾轉于穗港和武漢之間,以行醫為生。

1949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廣州,次年在廣東中醫專科學校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中醫從奄奄一息中覺醒,但沒有迅速恢復。 新中國之初,當時中央衛生部的主管領導甚至認為中醫是封建醫生。 應該隨著封建社會的打倒打倒打倒,規定中醫不得進入醫院,要求中醫學習西醫。 年4月13日,《南方日報》采訪鄧鐵濤時,鄧老興奮地回憶起這段歷史。 衛生部原副部長王斌1952年要向中醫學習西醫,改造中醫,毛主席要把他免職,成為西醫中醫。 毛澤東對中醫評價很高,‘ 中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必須努力挖掘和提高。

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幾千年傳承下來的中醫藥學在新中國又展現出了鮮活的生命力。 特別是赤腳醫生制度的興起,一根銀針、一瓶草藥,讓中醫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處理了困擾中國社會幾千年的農村醫療緊缺醫藥短缺的歷史,人均壽命大幅提高,被世界衛生組織奉為典范。

毛主席為中醫的后盾,先后撤出了王斌、賀誠兩位衛生部副部長,徹底改變了中醫的艱難處境,也為鄧鐵濤這樣的中醫人才提供了發揮抱負的廣闊空間。
1956年,鄧鐵濤可以參加國家早期興起的四所中醫院校之一的廣州中醫學院工作。 此后,從事中醫醫療、教育和科學研究60多年,對重癥肌無力、冠心病、高血壓、中風、慢性胃炎、慢性肝炎、肝硬化、糖尿病、紅斑狼瘡、硬皮病及危重癥的救治等多個行業,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和診治經驗。 他運用傷寒、溫病理論防治疫病,治療乙腦、流腦、流感等患者,從中總結了冷暖融合防治疫病的理論,至今仍比較有效地指導著流行性、傳染性、感染性、發熱性疾病的防治臨床實踐。

最值得敬佩的是,鄧鐵濤持續研究中醫五臟相關理論50多年,利用辯證唯物主義,為中醫事業開辟了一個全新的行業。 他的研究取得最輝煌的成果是在毛澤東時代
1962年11月16日,鄧鐵濤在《光明日報》哲學版上發表《中醫五行說的辯證因素》一文,指出中醫五行說是西藏學說中最重要的執行,臟腑配五行,經過無數醫療實踐凝聚而成。 中醫將人體功能歸納為五個系統(五臟),內外環境結合這五個系統,通過五行生克關系表現出五個系統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反映出解釋生理、病理現象,指導診斷、治療和預防。 通過這篇文章,鄧鐵濤肯定了中醫五行說具有樸素的辯證因素。

1975年,鄧鐵濤就其研究心得又發表了《關于中醫五行說的辯證因素》,指出中醫五行說不等同于古代哲學上的五行說,后世中醫五行說也不完全等同于秦漢以前的醫學五行說,中醫有迅速的發展過程。 它所概括的生物抑制化關系實質上是臟腑組織器官之間、人與環境之間、體內各調節系統的促進與抑制之間的關系,五行學說指導臨床治療過程,實質上是人體恢復被破壞的內穩態的過程。 因此,五行學說肯定了隨著醫學歷史的迅速發展,不斷豐富著辯證因素。 進一步指出這個學說值得研究和發揚。

這些成果歸功于他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鉆研。
鄧老在晚年之前一直記得毛主席的恩情,他在與人交流時經常提到毛主席。 例如,鄧老先生向他人說明高血壓的治療方法時,說:“請到離心臟最遠的地方,讓它動起來。 那不是心臟的負擔,反饋到心臟里才有好處。 如果你不擅長八段錦,不擅長太極拳,也可以像毛主席說的那樣,每天步行,在閑暇的院子里走,治療高血壓… … 不由得把毛主席提出來了。 筆者觀察了鄧老先生的許多談話、采訪,他從來不說毛澤東三個字,從不說毛主席。 其中可見深厚的愛情。

世上有伯樂,還有千里馬。 毛主席是鄧鐵濤的伯樂,也是鄧鐵濤的領導人。 但是,伯樂離開后,情況開始改變。
20世紀80年代以后,一些人不再重視中醫,國內出現崇洋媚外的思潮,重視進口藥物,中藥也開始使用日本產的。 中醫遭受挫折,發展迅速,無法再說話。
以中醫數量為例,新中國初期,中醫157萬人,500萬赤腳醫生不是專業的中醫,但卻讓中醫的治療手段遍布了全中國。 然而,到了新世紀頭幾年,衛生部統計的中醫數量只有20多萬人,這意味著盡管人口在膨脹,中醫卻在迅速萎縮。

80年代以來,鄧鐵濤一邊平靜地繼續他的研究,一邊開始與中醫的萎縮趨勢抗爭。 看到中醫事業日益衰退,鄧鐵濤很痛心,內心很著急,他經常翻身晚上睡不著覺。
1985年,徐前元帥在廣東過冬,鄧鐵濤利用給徐帥看病的機會展現了中醫的非凡療效。 鄧鐵濤真誠地表達了讓徐帥發揚中醫的愿望。 徐帥很感動,答應馬上向中央反映情況。 1986年12月,國家中醫管理局正式成立,中醫終于有了自己的房子。

1990年,國家進行機構改革,鄧鐵濤聽說中醫藥管理局要精簡了,他立即牽頭中國各地著名的老中醫再次向中央出書。 這就是中醫藥界有名的八老之書(鄧鐵濤、方藥中、何任、路志正、焦樹德、張琪、步玉如、任繼學)。
1998年,全國掀起了西醫院校合并中醫院校的風潮,鄧鐵濤感到擔憂。 8月11日,他再次聯合任繼學、張琪、路志正、焦樹德、巫君玉、顏德馨、袻然等7名中醫老專家,第二次八老出書,剎住了中西醫大學合并的不良之風。
2006年,在取消中醫聲音傳播之際,鄧老先生再次站了起來。 在一次大會上,鄧鐵濤揮手引用毛主席的詩“小環球,幾只蒼蠅碰壁”。 嗚嗚聲,尖銳的聲音,抽泣。 螞蟻的邊緣夸大了國家,海市蜃樓搖撼樹不是件容易的事。
兩次疫情對中華民族來說既是兩次災難,也是浴火重生的機會,讓廣大民眾重拾了對中醫藥的信心,逆轉了80年代以來中醫事業頹勢。 鄧老17年前,以87歲的高齡接受不顧個人安危的臨危受命,可以說是一份功績。
可以說,在鄧鐵濤人生的最后40年里,他最大的功績就是保護中醫,保護這個被毛主席再次激活的民族瑰寶。
2019年1月10日上午6點6分,104歲的鄧鐵濤去世。 他在生前的遺囑中說:“我能留給子女和孫子的最大遺產是仁心仁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記住了毛主席的教誨。
2019年1月16日,就在新冠肺炎爆發前一年,廣州中醫藥大學三元里校區原針灸樓的一樓大廳,舉行了鄧鐵濤教授的追思會。 正如掛在兩邊的挽聯一樣,書中寫著生是中醫的人,死是中醫的靈魂。
追思會的隊伍排得很長,哀樂緩緩蔓延,人們紛紛來到遺像前獻花,表示哀思。 直到晚上8點左右,還有帶著孩子來獻花的父母。 消滅SARS的大功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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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雞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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