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本文是虎嗅精選專欄《財富赫斯特:中國財政兩千年》第24篇文案。 本文作者說，隨著南宋紙幣采用范圍的擴大，南宋政府遭遇了比北宋更嚴重的通貨膨脹和金融體系崩潰，財政困難瘋狂印鈔的惡性通貨膨脹朝廷害怕回收紙幣發行新紙幣，在強制折價收舊紙幣的道路上不斷循環。

蒙古人拉攏的時候，政府組織軍隊打仗最需要財政收入的時候，沒有錢靠金融崩潰養活軍隊。 同時金融破產影響到所有家庭，人民不再相信政府，也不想賣命。 從這個角度來說，南宋的滅亡，不僅是軍事上的失敗，也是中央王朝由于財政上的崩潰而無法維持的局面。

南宋的金融崩潰

與北宋相比，南宋政府對金融體系的破壞更大，是因為紙幣的采用范圍在南宋社會更廣泛。 北宋時期，四川地區發行了紙幣，但全國大部分地區仍是金屬貨幣區。 然后到了南宋，由于北宋末年蔡京的改革，政府開始在全國發行紙幣，大大減少了銅幣的鑄造量，紙幣成為南宋貨幣最重要的形式。

政府在東南地區發行了叫會子的紙幣。 公司的發行也是一波三折。 最初，政府試圖按照四川的方法在江浙一帶發行交子，但沒有成功。 后來，政府突然意識到民間已經自愿采用了叫會子的東西，政府禁止民間發行會子，改為由政府經營。

會子與四川交子的不同之處在于，會子是以銅幣為儲備的紙幣，交子是以鐵幣為儲備的紙幣。 理論上，會子與東南地區盛行的銅幣有一對一的兌換關系。 會子的發行也僅限于東南地區，也就是南宋最重要的經濟地區。 由于地域限制，即使把東南地區的會子帶到四川省，也不能錄用，也不能兌換當地的鐵錢。

在四川，南宋一共采用三種紙幣。 其中之一是北宋末年取錢代替交子，這也是影響最大的。 除了錢引之外，還有一種叫做鐵錢會子的紙幣，但是流行的地區很小，影響也很小。 另外，四川還有以銀為儲備的銀會子，理論上可以用這張紙幣換銀。

南宋時期有兩個特別的區域:兩淮地區和湖北一帶。 這兩個地區本來也采用銅錢，但靠近這兩個地區的金國同樣需要貨幣潤滑經濟，同時從這些邊境地區大量走私銅錢到北方，因此為了防止金國全部運銅，南宋政府不再采用銅錢，而是采用鐵錢代替

也與淮和湖北采用鐵錢后發行懷交和湖會這兩種紙幣相對應。 兩種貨幣都存著鐵錢。 但是淮交和湖會都不能越境發行。 都是用鐵錢存的紙幣，淮交不被四川采用，四川的零錢也不被兩淮采用。

通過這種做法，南宋將全國分為四個金融區。 分別是最大的東南區，其次是大的四川區，還有兩個小兩淮和湖北區。 這些地方分別采用不同的鐵錢和銅錢，發行各自的紙幣。 其中東南會子和四川錢引的影響最大，特別是東南會子。

東南會子最早于宋高宗紹興三十年(公元1160年)發行。 這一年，皇帝命令戶部侍郎根據金端禮以前的紙幣流通經驗設計會子。 第二年，設立了會子辦公室(會子務)。 第三年通過了《會子偽造法》，對偽造行為進行了嚴厲鎮壓，被判處死刑。

由于發行紙幣經驗不足，發行之初無法控制限額，于是，會子首次貶值。 宋孝宗主干道二年級(到了公元1166年(皇帝開始用現金回購部分超發的會子。 兩年后，會子正式使用了與當年的交子相似的做法，并劃分國界發行。 從這個時候開始，會子正式成為南宋的主幣。

按照規定，會子各界發行量一千萬貫，以三年為界，到期后以舊換新，市場上流通的會子始終一千萬貫。

但是南宋的貨幣發行制度比不上北宋的四川地區，朝令暮改較多，都是基于財政狀況。

當初，朝廷規定一界的發行量為千萬貫。 但是，這個額度很快就控制不住了。

宋孝宗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政府規定各界會子展期為三年)。 每三年發行一次行業，每個行業聘用6年，上市，運行兩個行業的會子。 紙幣的發行量翻了一倍。

到了宋光宗紹熙元年(公元1190年)，再次規定會子的回收期為3年。 每3年發行一次行業，每個行業采用9年，市場上有3個行業登場運行。 紙幣發行量已經達到了前三倍。

但這些還是可控的，失控很快就會來。

公元1206年，韓侘胄的開禧北伐迎來了慘淡的結局，北伐也給南宋的經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由于財政出現大洞無法挽回，政府突然加大了紙幣發行力度。

會子最初發行時只有1千萬貫，但在開禧北伐期，會子的發行總量已經達到1億4千萬貫，擴大到了當初的14倍。 加上四川省發行的8千萬貫黃金交易，兩者合計達到2億2千萬貫。

隨著發行量的大幅增加，這是劇烈的通貨膨脹。 中央政府認識到通貨膨脹的危險性，考慮減少紙幣流通量。 這涉及到另一個秘密。 雖然政府發行紙幣非常簡單，但是回收紙幣很困難。

要回收紙幣，只能把政府庫存的硬通貨拿出來，買紙幣銷毀。 所謂硬通貨，首先是金銀。 但是，政府在發行紙幣的過程中，確實換了很多物資，但是這些物資很快就被使用了，空空這樣的國庫里沒有多少硬通貨存款。

政府調查了房子的底部后，發現國庫里還留有金銀。 此外，政府還可以出售一些僧侶的度牒。 中國古代僧侶一直享有免稅權，度牒持有人無論是否僧人都可以享受免稅待遇。 根據每兩筆黃金價值六十貫紙幣、每兩銀子價值六點二貫紙幣、每份度牒價值一千二百貫的計算，政府手中的資產共可兌換一千三百萬貫紙幣，約占全國流通量的5 %。 只要把這些金銀和度牒集中投放到四川，就可以回收半界的四川零錢交易。

但是，這次的回收工作引起了民間的恐慌，一聽說政府要回收紙幣，馬上就覺得紙幣不流通了，于是紙幣的價格從每張400美元的鐵錢一下子跌到了100美元的鐵錢，引起了很大的混亂。

無論如何，回收紙幣表明宋代政府是想負責任的政府，不是道德敗壞的剝削階級，不能比較有效地治理這樣一個龐大的帝國。

在更糟的情況下，政府會選擇更極端的方法，例如發行新的會子來代替舊的會子。 發行新會子時，只有更換2貫舊會子后才能更換新會子。 所有舊會子以這一比率兌換新會子后，市面上的紙幣數量減少了一半，從賬本上減少了流通量。

政府暫時收回了部分會子，但由于財政系統遭到破壞，政府不得不馬上印鈔處理財政問題。 紙幣發行速度再次失控，到了宋理宗紹定五年(公元1232年)前后，僅會子的發行量就達到三億二千九百萬貫。 這不能說是四川的扳機。

到了宋理宗淳祐六年( 1246年)，會子的發行量達到了六點五億貫。

政府在面對財政困難瘋狂印刷紙幣的惡性通貨膨脹朝廷，設法回收紙幣發行新紙幣，強行打折扣領取舊紙幣的做法時，不斷循環。 到了用第十八界新會子代替第十六界舊會子的時候，政府不再采用第十八界會子，但十八界會子始終相當于十七界會子五貫，直接將貨幣貶值了五倍。

到了公元1247年，政府又決定擺脫這個循環，當時市場上流行的兩界會子(第十七界和第十八界)決定不回收，而是永遠采用。 這等于宣布政府無法維持會子的回收業務，一味地印鈔，然后貶值。

到了南宋末年，政府的和粑粑政策，也就是拿著紙幣從民間強買強賣糧食)將越來越多的紙幣注入民間經濟，結果所有人都談論紙幣顏色的變化，這張有魔力的紙失去了信用。 南宋的金融體系完全崩潰了。

南宋的金融崩潰發生在蒙古人敲打的時候。 在政府組織軍隊打仗最需要財政收入的時候，由于金融崩潰，沒有錢養活軍隊。 同時金融破產影響到所有家庭，人民不再相信政府，也不想賣命。 從這個角度來說，南宋的滅亡，不僅由于軍事上的失敗，而且由于財政上的崩潰，已經不能維持這個中央王朝了。

滅亡前的土地改革

宋理宗景定3年(公元1262年)左右，宰相賈似道組織的南宋最后一次大規模改革正在悄然進行。

幾年前，南宋與北方蒙古族的戰爭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 宰相賈似道調查了政府剩下的資源，發現南宋的國庫已經空。 在任一個瀕臨崩潰的王朝，只要撕下財政膏藥，就會發現下面已經腐爛變成蛆了。

這時南宋的金融體制已經形式化，政府發行紙幣過多，無法抑制物價。 稅收也同樣空虛浮，大量農民破產，政府收入銳減。 更糟糕的是，隨著蒙古威脅的增大，政府需要越來越多的糧食為戰爭做準備。 因為沒有錢，又想多收購糧食，南宋政府不得不依賴古代版的公糧收購政策，即和糴。

和糴是指政府向民間強制攤派購買糧食。 本來，購買糧食是要花錢的。 但是，由于是政權的行為，政府以非常便宜的價格強迫農民大量出售。 最初使用貨幣，但變更為紙幣。 此后，紙幣全部不完整，經常出現赤字。 這樣一來，和糴對農民來說成了很大的負擔。

以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為例，這一年糴糧食達到五百六十萬石，全部用紙幣購買，超過了全國正規的糧食稅收。

南宋時期，人們對和糴的批判不斷，紛紛譴責傾家蕩產的這一政策。 同樣在宋理宗時代，劉克莊大臣抱怨說，以前全國每年只有150萬石，現在光是吳門的一個郡就不得不交出100萬石，在全國甚至翻了好幾倍。 浙江中部本來屬于富裕地區，現在連巨富都有，10家里面有9家變窮了。

要改變這種局面，必須進行全面改革。 南宋最后努力拯救財政回去買公田是在這個背景下進行的。

公田回購是指政府向富戶購買額外的土地，以土地為公田。 之后，通過出租公田，獲得租金收入，這些租金可以養活軍隊，支援戰爭。 政府擁有公田后，只要經營公田，就沒有必要將過度的稅收和和粑粑負擔強加于民間。

奇怪的是南宋政府剛成立的時候，手里有很多皇莊和公田。 但是，隨著政府缺錢，漸漸地把這些公田賣給了私人，賣地的收入補貼了財政。 到了賈似道時期，公田早就賣不出去了。 嘉似道決定反其道而行之，再次購買公田，因此呼吁購買公田。

為什么要回去買公田？ 他認為這樣的方法對政府和民間都有好處，只有特權階級才會吃虧。 改革以前，特權階級掌握著大量的土地，但由于各種勾結行為，幾乎沒有納稅。 賈似道利用公田回購政策，逼迫這些特權階層放棄部分土地，交給政府。

因為購買糧食也要用紙幣，如果不強制購買糧食，政府就不用發行這么多紙幣，也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

既能籌措糧食，又能避免通貨膨脹，這就是賈似道一舉兩得的向往。 他的好人很快得到了皇帝的贊同，在宰相的領導下，迅速執行了。

一開始只是在廣西一帶小規模推廣，嘗試屯田，賺取財政收入。 由于皇帝的重視，廣西的屯田非常成功。 于是，賈似道開始在全國推廣。 首先突破的是浙西路，這里是賈似道的根據地，最容易控制。

但是，如果從民間的立場來注意的話，則是另一番景象。

按照規定，在自主大體上下，公田回購政策只購買大土地主的多余土地，與中小土地主無關，盡量減少對民間的強制。 但是，由于政府是從財政的角度考慮問題的，所以必須要求指標。 官員們為了完成指標，只能攤派給民間，但最終，除了每戶免收二百畝外，剩下的土地都將三分之一賣給政府，其方法和攤派購買糧食時一樣。

后來，指標緊縮的時候，更是不得不把土地賣到一百畝的房子里。 政府想在富裕的家里籌款，但變成了不幸的全民運動，動搖了整個社會的基礎。

更嚴重的是，政府沒有足夠的錢購買土地。 出的價格都控制得很低，控制得很低，好的土地以不到20%的價格被強制買下。

在賈似道的脅迫下，各地官員紛紛八百地，施展各自的能力，用盡一切手段從民間搜查土地，有些人用肉刑對付敢于反抗的人們。

盡管如此，政府也沒有錢支付所有的公田。 除了紙幣之外，還有和尚的度牒作為紙幣送給田主，加上小小的虛役和各種各樣的頭銜，政府的支付方法各種各樣，有價值的東西都被拿出來了。 這些東西還不能轉賣。 有時等于一張廢紙。

紙幣和各種奇怪的紙片相繼流入民間，原本為了整頓濫發紙幣，最終注入了越來越多的紙幣。

在民間大混亂和巨大的投訴中，官員們紛紛出書，譴責賈似道的方法。 嘉似道看大事不好，要求馬上辭職。

但是，無論賈似道怎么努力，都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宋代的財政狀況。 下一個問題出現在公田身上。

政府購買公田后，必須組織人員進行屯田生產，獲取糧食。 政府最初設立了一點屯田機構進行管理，但由于官僚的惰性，無法有效組織，浪費嚴重，最終只好將這些土地租給佃戶進行農業。 隨著佃戶剝削的加深，許多人不再租用政府土地，原來的良田現在荒廢了，社會總財產減少，影響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當皇帝意識到不能處理財政問題時，又有人商議將土地歸還原主耕種，所以群臣在蒙古兵敲打時，爭論著如何將土地歸還個人。 但是，蒙古人沒有留給皇帝繼續辛勞的時間，幫助宋代政府徹底結束了窘迫的財政問題。

在蒙古人的鐵蹄下，趙宋三百年來的財政飛躍和這么多龐雜的財政制度都迅速云煙，但它們的斂財經驗，特別是金融方面的新經驗卻成為寶貴的財富，流傳于后世皇朝。

本文：《“一場持續100年的金融大崩潰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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