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武漢告急，根據形勢的一些變化和需要，中共中央決定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取消長江局，設立南方局。 在武漢失守后，中國共產黨員經由宜昌、長沙、桂林等地輾轉來到重慶。

1939年1月，南方局在渝正式成立，對外稱為第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主管川、云、貴、鄂、湘、粵、桂、蘇、贊、閩等省和港澳地區的中共組織，延安方面的指示通過電波傳到這里，并通過這里

考慮到緊急任務加重，周恩來和李克農兩次派往香港回購大量器材，組裝了數十臺電臺，除了在重慶停留8臺外，還分發了延安和各地，架起了天空隱形橋的互聯網。

許多動人的故事都發生在這一天。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電臺網絡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和關懷下，從無到有，從少到多逐漸建立并迅速發展起來。

南方局前身叫中共長江局，1937年9月在漢口成立時，從延安帶走的發報機只有一臺，存在故障隱患，聯絡工作脆弱。 周恩來決心處理這個問題。 當時的經費很難，但是申請購買通信設備的話馬上就批準了。 這樣，熟悉業務的干部申光通過熟人關系在漢口買了通信器材，還組裝了兩臺，維持了正常的通信。 但是，從長遠來看，收音機還很少。

隨著戰局的發展，各地黨組織和游擊隊越來越難發布信息，紛紛要求配備收音機，但在漢口，光買零件組裝是不夠的。 于是，周恩來和李克農隨后帶申光去香港幾萬港幣，用照相機購買了無線器材。

香港是自由貿易區，什么都能買到，但通過海關檢查不容易。 申光此去買了一些器材，但沒能運到內陸。 幸運的是，德高望重的宋慶齡在香港，中國共產黨地下黨負責人廖承志來到家里求助。 她堅決視為己任，把弟弟宋子良叫到九龍海關打點，得到免除賦稅、立即釋放的特殊照顧，順利出發。

1941年1月11日晚，周恩來正在參加《本日報》創立3周年紀念會的山城重慶萬家燈火。 南方局的機關要科突然收到了標示為aaa的意外緊急電報，發信者是新四軍軍部。 翻譯后之所以馬上送到周恩來手里，是因為被國民黨頑固派包圍的新四軍耗盡糧食時發出的告別電，證明了他們遭遇了意想不到的事態。

周恩來看到電報快要撕心裂肺了，馬上在大會上宣布了這件事。 他正在說話的時候，附近有人在惡作劇，電燈突然滅了。 他沒有打斷說話，而是更大聲地說:“黑暗是暫時的，光明一定會到來！ 他的這番話，給了參加者很大的鼓勵。

當晚，南方局領導召開緊急會議，部署各種應急措施。 其中最重要的是部署二、三線局，萬一國民黨當局關閉了公開局，后備可以接管。 隨后，他聯系香港秘密廣播電臺，指示廖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變的真相，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共產黨多次團結抗戰的方針決不改變，但不可警惕反共軍事攻擊。 中國共產黨不想借此引發大規模內戰。 如果內戰的挑釁者搞更大的陰謀，謀取日本漁家的利益，中國抗戰的前途岌岌可危，期待國際人民共同挽回危機局。

1月17日晚，周恩來召集南方局和八路軍駐渝辦事處全體人員舉行會議。 他表情嚴肅地說:“我不希望國共合作的局面全面破裂，但必須做好最壞的準備。 如果頑固派突然襲擊，我們打算反抗，破壞密碼和文件，然后進監獄。 請進監獄一起坐。 他們會問你們是不是共產黨員。 男同志可以承認。 因為我們是共產黨的公開機關。 女同志只承認是家人。 要問黨的組織情況，我們說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澤東，這里有支部，書記是周恩來。 另外，我問那些負責人，他說有董必武、鄧穎超，其他不知道，請支部書記周恩來問問。 到了這種情況，我就去談判。 國民黨和蔣介石來了。 我們要爭取全師回來，但也要做最壞的打算，要做好犧牲的準備，要犧牲我們。

安徽省南部事變后形勢緊張，中共中央來電顯示，恩來、劍英、必武、穎超、事務所、新聞館重要干部近期遠離渝。 要求銷毀文件、密碼、原稿等。 為了防止國民黨當局的襲擊，南方局命令機要科向延安電告辦公室和《本日報》的全部員工名單，當有人被捕時，中共方面可以據此進行談判。

周恩來還提出了隱密精練的策略，將陪都文化界進步人士送到香港和地方，黨內干部也疏散，對重慶的剩余員工進行了氣概教育。

南方局在重慶設立了8個電臺，其中3個向公眾開放，并向國民黨當局登記備案。 另外5臺為秘密，其中2臺設在紅巖村辦事處三樓，聯系地址為延安、雅安； 一部設在紅巖村俱樂部樓上，與延安試航后備用。 剩下兩個是流動性的，分設在郊區黃沙溪、市內的中國工礦銀行辦公樓，聯系地址為延安。 時局最艱難的時候，還有4名新聞工作人員在紅巖村多次收發報紙，并持續向黨中央通報了重慶的情況一段時間。

1943年5月，蘇共宣布解散共產國際。 國民黨頑固派乘機提議解散陜甘寧邊區的共產黨，并命令胡宗南部密切準備進攻延安。 同年9月，國民黨軍警強制關閉紅巖村公開大電臺，稱今后只能通過軍政部電臺收發報紙，企圖屏蔽紅色電波。

有共產黨的作風。 從那以后，南方局的要項科經常用常規密碼把國民黨報紙的信息、社論發到延安，或者每天隨心所欲地寫幾百字的假電文，蓋上領導的私章，密封后發到國民黨軍政部、郵局的電臺發到延安。 延安接到這樣的電報后棄之不顧，只有國民黨的譯電專家還在冥王星上思考，想從中得到名副其實。 真正重要的文件和信息，是從設在紅巖村三樓的5瓦小電臺拍攝的，編碼縝密，盡管國民黨軍統局多年來一直在監聽，但一次也沒能破譯。

1938年臺兒莊大捷后，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借此機會在武漢掀起猛烈的推廣周，發起捐款運動，各界人士熱情捐款，收集了大量寶石和現金。 郭沫若委托陽翰笙、程步高等人，用這筆資金到香港購買10輛以上的卡車、醫療器械、藥品，運往內地，分各戰區發送。

由于當時特定的環境，郭沫若有埋伏，但實際上有兩卡車物資，直接前往醫療器械和藥品不足的八路軍總部和新四軍軍部，車上各帶了一臺收音機接收機。

原來，當時八路軍和新四軍最需要的也是通信設備。 因此，陽翰笙等人去香港后，得到了3臺電臺，各送給八路軍和新四軍一臺，另外一臺由馮乃超保管，以備不時之需。

馮乃超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軍委政治部第三廳敵對推進科科長，實際上是中共派往該廳的特別委員會書記，遷渝的繼任人是南方局文委員。 他藏著發射器，郭沫若也不知道。

當時正好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為了爭取合法地位，南方局設在重慶的公開電臺向國民黨當局申報，準備事件。 公務員私藏電臺冒著很大的風險，一旦被曝光或被搜查，將被以漢奸罪判處重刑。

馮乃超大膽，他先把收音機藏在家里，對家人也守口如瓶，所以什么也沒發生。 但這畢竟不是長遠的計劃，他為此絞盡腦汁，但找不到穩妥的方法。

1940年12月，政治部第三廳被國民黨改組為文化實務委員會。 由于日本飛機空襲擊了日本，郭沫若經常在郊外的巴縣賴家橋工作。 南方局文委的指示和實務意見都被馮乃超拿去賴家橋了，但很久以來，他發現那里的僻靜人很少，心中有一計。

一天，馮乃超雇了幾個農民，聲稱親戚因病去世，要求他們挖洞埋葬。 到了晚上，他單身前往埋葬所，用油布仔細包好發射機埋在洞里，把上面藏在墳墓里。 春雨過后不久，墓地雜草叢生，特務自不必說，文化事務委員會的同事也沒想到，這個墳墓里藏著一臺7.5瓦的瓦哈特雷式收音機。

1945年3月，國民黨下令解散文化實務委員會，郭沫若搬家時，馮乃超搬遷了電臺。

1941年春天，香港地下黨向重慶報告發電，委托前任新聞人員林青交接工作，南方局決定派遣資深新聞人員劉澄清。 劉澄不會說粵語，還派廣東女同志康瑛協助工作，兩人一起旅行。

為了小心間諜的追蹤，他們不能直接從紅巖村出發，而是躲了一會兒。 他們晚上搬家，劉澄清假裝病人，住進法國人開設的醫院，整天打針吃藥，康瑛假裝他表哥，經常來照顧他。 之后，他們搬到西郊歌樂山農家的小醫院，閑了兩三個月。

在注意到外面的風聲松動，附近沒有可疑分子之后，他們和帶路的地下交通人員一起離開了重慶。 劉先生偽裝成西南聯大的學生，主張去香港找親戚，但康瑛依然裝扮成他的表弟。 他們經貴陽到桂林，買了兩張去香港的機票。 劉澄清讓康瑛和交通員先走，他自己扮成華僑，和幾個商人一起上路，經湛江到達香港，很快就聯系上了。

當時香港的商業廣播電臺很多，國民黨軍統、中統和其他系統也在這里設有廣播電臺，情況多而雜。 國民黨電臺工作人員喜歡在社會交流場合吹牛，露出破綻，被港英當局扣押了幾名。 劉澄清在這方面相當謹慎，沒有發生過問題。 他還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即使電臺被沒收，他也會斷言自己是經營商品行情的商業電臺。

在香港立足于覆蓋社會職業，所以劉澄清去夜校補習英語，然后進入辦公樓當職員。 誰也猜不到，這個勤奮工作的年輕人，居然是共產黨的千里眼，他的志向不是晉升提拔，而是經常給延安和重慶做發電報告。

香港淪陷，地下廣播電臺暫停，劉澄清又奉命前往東江游擊隊，在那里設立了15瓦的廣播電臺，聯系延安。 他采用原香港密局的呼號、頻率、時間，終于建立了關系，除每日新聞收發外，還兼任總公司信息電稿和《解放日報》《本日報》的重要社論、文案，供游擊隊學習和編纂報紙之用。 不久，林青在香港恢復了原來的地下電臺。

1943年夏天，南方電臺把劉澄清叫來渝中，先在紅巖村工作，然后派他到繁華街道建立備用電臺。

中國工礦銀行位于重慶市內的小什字街，除金融業外還從事家電產品工作，由其律師潘震業的兒子潘克勤經營，此人思想進步，也是無線電愛好者。 地下黨向潘克勤求助，他欣然答應，讓劉澄清在銀行屋頂曬臺的電料倉庫里安裝收音機，那里平時偶爾會有人去晾衣服，很安靜。

倉庫的鑰匙由潘克勤負責，他忘了有一次來開門，劉先生顯然餓得口渴，在倉庫里困了一整天。

城內密臺是備用的，電文不會從這里拍攝或抄寫。 只是，每次電話通了，雙方都會用簡單的代碼打聲招呼，或者只需ok一聲就停止了。 這樣，就可以防止軍統局的監聽，在局勢惡化的時候隨時可以使用。

民生輪船企業公開招聘公務員，黨組織決定向劉先生明確報考，再增設一個備用臺。 他代替川軍潘文華某部的通信兵去參加考試，以總分第一名被錄取。 在考場上，他突然遇到了前紅四方面軍情報人員鄧國軍，彼此心照不宣，得知上級的意圖是要他們進入民生企業。 后來，果然，他們分成了同一艘船，掌握了一臺50瓦以上的大電臺。

抗戰勝利，劉澄清被調到民生企業南京分企業，他正好為轉移到南京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服務，那不是后話了。

1945年8月，毛澤東到重慶參加國共和平談判，中共方面要求恢復1943年查獲的紅巖村大電臺，但被國民黨當局以黨派團體不得私設電臺為由拒絕，強調電文可以由軍政部代為拍攝。 因此，在重慶談判期間，各地的電報往來，只有一臺輸出功率為5瓦的小型密臺進行。 上黨戰斗期間，毛澤東用這臺小收音機向劉伯承、鄧小平發送了那封有名的電文。 有罪犯只是好事。 你們打得越好，消滅敵人越多，我們就越安全，回來得越快。

在與重慶談判的過程中，國民黨當局重新發行了《匪徒手冊》。 國共雙十協定剛剛簽訂，蔣介石就到解放區下達了收到的密令，要獨霸抗戰勝利果實，內戰陰云密布。

此時，美國政府將公開表示只與國民黨合作的駐華大使赫爾利調走，在五星上將馬歇爾作為總統特使派往中國調停中國內戰。 12月1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對華政策聲明，贊成召開全國主要政黨代表會議以促進中國的統一，但提出要進行中國共產黨軍隊和國民黨軍隊的合并、聯合政府。 馬歇爾當天出發去了中國。

南方局聽到這個消息，做了相應的準備。

1945年12月21日，美國大使館人員、國民黨、共產黨代表前往重慶白市站機場歡迎馬歇爾，不料專機即將降落前，國民黨軍警欲將中國共產黨員趕出機場，但因美國人干涉而被制止。

蔣介石安排馬歇爾住在長江南岸的黃山官邸，雖然出入那里不方便，但中共和民主黨派的人上山會見了馬歇爾。 當周恩來提到機場發生的不愉快的事情時，馬歇爾緊張了。 因為他想盡快完成使命，在中國建立聯合政府。

雖然舉行了多次這樣的會談，周恩來表示，如果聯合政府做出保存解放區的安排，中國共產黨愿意實行政治和解。 但是，延安決不能接受的是放棄自己的武裝，這樣一定會招致1927年國民黨的清黨大屠殺。 馬歇爾試圖回避這個難題，再三建議共產黨在國民政府任職，以免引發全面內戰。

調解持續到1946年2月時，真心希望和平的中共方面試圖簽約，周恩來簽署了美方擬定的建議書，讓馬歇爾高興。 此時周恩來提議設立公開電臺，讓中國共產黨隨時向延安報告和談的進展情況，馬歇爾一句話答應了。 駐中國美軍司令部立即派出負責人，在重慶中山三路中共代表團駐地設立了一臺大型軍用電臺。 發射機為bc610型，電力為450瓦。 接收器是sx28型和bc312型。 這是中國共產黨反對國民黨關閉電臺斗爭取得的勝利，周恩來請自己安裝電臺的美方人士吃飯，和他們合影。

由于國民黨缺乏和談誠意，不斷發生摩擦，馬歇爾的調停一直沒有成功。 1946年5月，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將這家大電臺帶到南京繼續招聘。 1947年3月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撤回延安時，將電臺歸還給了美方。

1937年至1947年，南方局在武漢、湖南、桂林、重慶、江西、廣東、福建、云南、南京、上海、香港、海南島、新疆等15個地區設立了60家電臺。 其中公開局22臺、秘密局38臺，基本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和香港的無線通信網。 這些電臺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對保證南方局與黨中央的聯系以及南方局與各地黨組織的聯系發揮了重要意義。 因為1941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央軍委在給南方局機器翻譯的信中指出，機器工作是黨的咽喉命脈。 毛澤東也多次將機械通信的工作生動地比喻為黨在生物體上的血管。

南方局建立的無線通信網，為解放中華民族和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留下了極其光輝的一頁。

本文：《“紅色地下電臺：串連著多個動人心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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