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七七事變標志著當時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開始。 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金沖及老師曾寫過一篇探討全民族抗戰帶來了什么問題的文章。 他認為，以七七事變為象征的全面抗戰給中華民族帶來了這樣的幾大變化。 一是民族覺醒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民主觀念越來越深刻，三是中國共產黨被更廣大的民眾所理解和接受。

當時的中國，為什么會發生這樣幾個可喜的變化呢？ 這絕不是自發出現在當時的社會。 仔細研究歷史，就會發現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對此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仔細查一下黨史，在此之前的中國共產黨，剛剛經過了深刻的黨內路線斗爭，首先戰勝了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在長征中戰勝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到達延安后克服了王明所有統一戰線的右傾機會主義，以毛澤東為

這樣的領導核心，在1936年12月非常巧妙地解決了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使全國人民認識到了中國共產黨是多么的前傾、深諳大義。 這樣，促進了中國共產黨被更廣泛的民眾理解和接受。

如果給王明解決西安事變的機會，他很可能會采取左傾關門主義，就像他們解決了福建事變一樣。 1933年，以蔡廷鍇為首的國民黨十九路軍發動反蔣起義，試圖聯系我黨閩、閩邊界的中央紅軍采取對策。 但是，當時實行王明路線的黨中央認為，這是軍閥之間的混戰，沒有必要介入。 當時，工農紅軍如果能利用福建事變加強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打擊，在之后的長征中就不會這么悲慘了。

當然，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利用福建事變震懾蔣介石反動集團，或者后來利用西安事變逼迫蔣介石批準中國共產黨，宣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成立，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武裝勢力存在的最基本前提。 否則蔣介石不會不理中共，蔡廷鍇也不會聯系中共解決福建事變，張學良也不會聯系中共解決西安事變。 所以，我們要解讀紅色歷史，就必須基于事實實事求是，不能歪曲解釋。 例如，不能單方面將福建事變和西安事變解釋為國民黨中的健康力量，進而無限地提高這種健康力量。

當時的中央紅軍經過長征到達四川時，已經剩下一萬多人，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最初有八萬人，還有其他來會師的紅二六軍團。 這樣的軍隊，盡管經過慘烈的戰爭不斷減員，也不容小覷。 因為這是蔣介石在實施其攘夷方面必然成為先實施安內政策時不可逾越的障礙。 在日本大舉入侵之際，蔣介石被迫承認其合法地位，被迫宣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成立。

起初，由于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江西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圍剿中失敗，被迫進行戰術大移動。 毛澤東曾經想過搬到大西南扎根，建立根據地，但面對強大的敵人，完全站不住腳。 毛澤東的偉大在于，正如張國燾后來所言，他不拘泥于已有的成見，于1935年5月在云南祿勸縣率領紅軍強渡金沙，率領師團北上，取得了戰術轉移決策的重要勝利。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師四川懋功，即懋功以北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 會上經過討論，否定了張國燾在四川建立根據地的錯誤主張，明確了北上陜甘建立革命根據地的目標。 8月，四川沙窩舉行政治局會議，決定將紅一、四方面軍分別混編為左、右兩隊，分別北上。 但是多次南下的張國燾率領左路軍8萬人強行南下，結果被消滅了一半，不得不委屈地折回。 如果當初讓張國燾篡奪黨中央領導權，如果按照張國燾的主張南下四川，張國燾的軍事指揮級別上工農紅軍幾乎都被清除了吧。 那樣的話，能和平處理西安事變，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嗎？ 因為，首先是毛澤東的軍事智慧，只有保存和迅速發展紅軍的力量，才能在之后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其次，在明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后，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還及時糾正了王明經過統一戰線的一切錯誤主張，重復了全面抗戰的路線。

七事變后不久的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經毛主席提議，通過《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會議后，全國發表了十大綱領。 綱領除了全國人民總動員、全國軍事總動員外，還有政治機構改革、實行抗日外交、改良人民生活、肅清漢奸、親日派等主張。 這之后的一些主張，其實是矛頭指向國民黨反動派。

在1938年11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主席在報告中強調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 毛主席當時指出，在抗戰中，友黨友軍之間的援助和讓步應該是積極的，不應該是消極的。 因為，這一切通過統一戰線是錯誤的。 國民黨當時是一黨獨大，其方針是限制其他黨派的迅速發展，因為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能是捆綁自己的手腳。 毛主席還指出，有純粹消極的讓步。 那是第二國際的勞資合作論，階級和革命都讓位了。 毛主席在此基礎上把問題提高到理論的高度，指出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永遠是一致的，不保持階級及其黨派的獨立性，合作就會變得混亂，犧牲統一戰線。

整個抗戰時期，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始終推進全面抗戰是全民動員，譴責抗戰中積極促進民主和民生以及片面抗戰是國民黨政府一手包辦的。 這樣，抗戰不僅僅是與日軍的戰斗，它與民主、民生、進步、救國等政治主張緊密相連。 緊緊拖動民主主義的旗幟，高舉，是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明智之舉。 這樣，就把全國各階層的人民、各中間黨派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極大地孤立了反動派。 正是這種不懈的努力，才使民主主義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

當然，我們強調的民主、自由，與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不同。 1943年6月6日，毛澤東致函彭德懷，批評當時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書記、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在華北局太行分局軍隊營級以上、地方黨政縣級以上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彭德懷在演講中講了民主，但不是從當時抗日斗爭的政治需要出發的，不強調民主是為了抗日，而只是為了反封建。 談論言論、出版自由，不是為了發動人民抗日積極性，爭取和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濟權利，而是從思想自由的大體上出發。 說不強調集會、結社自由是為了爭取抗日勝利和人民政治經濟的權利，但要增進人類的互助團結，有利于文化科學的迅速發展，法律上要一律平等，沒有區分革命和反革命等。

因為不僅有毛澤東的軍事智慧，也有抗日時期毛澤東的政治智慧。 首先是高舉全面抗戰的旗幟，把民主、民生和抗戰緊密結合起來。 其次，多次統一戰線上的獨立自主。 七事變后，蔣介石討伐共產黨也沒有得逞，而是化為烏有。 如果按照王明的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主張，共產黨可能會融入國民黨。 這樣的話，中國共產黨既不能被更廣泛的民眾理解和接受，也不能越來越深入人心。

抗日戰爭中，蔣介石的政策始終在攘夷外必先安內，他的幻想抗爭對外依賴英美帝國主義集團，國內由國民黨政府一手包辦。 當時的中國共產黨要不是經過黨內幾次路線斗爭確立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紅軍在國民黨的圍剿中很可能被消滅的長征中被張國燾的錯誤路線誤導了，如果同樣有可能很快消滅，以后就不能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其次，如果按照經過統一戰線的一切錯誤主張，或者像彭德懷一樣按照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完全解釋民主、自由，就會被國民黨同化。 這樣，當時的抗日戰爭始終是單方面抗戰，中國共產黨、其他各民主黨派和各階層人民始終起不到進步的作用。 抗戰勝利后，必然按照蔣介石的意志，回歸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

現在回顧歷史，很明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經過多次路線斗爭確立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保存和迅速發展了革命武裝力量，又重復了全面抗戰的政治方針。 正是有了這些歷史準備，1937年的七七事變才成為歷史的轉折點，當時的中國社會出現了金沖和先生所說的三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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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七七事變”因何成為歷史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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