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雜志》編輯

魯迅在日本逗留期間的早期思想是學術界研究中的難題。 但是，日本學者靠近水樓臺，為了材料的探索和探索，一直在這方面做出持續的貢獻。 新出的北岡正子《日本異文化中的魯迅》一書是這方面的代表。 劉奎的這篇書評，用拔河的方法，指出了書的新意和價值，值得分享。

論魯迅國民性思想的起源

文劉奎

魯迅的摯友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魯迅在弘文學院時，經常和他討論以下三個相關的大問題。

一、如何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少的是什么？

三、他的病根是什么？

許壽裳還因為魯迅對這三大問題的研究畢生不懈，毅然放棄了醫學學習，從事文藝運動。 他補充說，其目標之一是想處理這些問題。 關于國民性改造等國民性問題的思考是魯迅思想中最重要的。 據許壽裳回憶，從進弘文學院開始，魯迅就萌生了這一志向，可見弘文學院的經歷對理解其思想的重要性。 但是，囿于資料，學術界對這個行業的研究，一直不完全令人滿意。 因此，北岡正子在《日本不同文化中的魯迅》(引用這本書，只填寫頁碼)中討論這個問題可以說是及時而罕見的。

北岡正子利用日本外務省的相關文件、東京都檔案館收藏的文件等原始資料、二十世紀中日兩國出版的報紙、留日學生發行的刊物等資料，盡量還原嘉納治五郎創立弘文學院的經過、魯迅等在日本留學的歷史情況和過程的概況。 基于新材料，北岡正子對魯迅研究的許多問題包括一些細節進行了新的審查和補充。 例如對魯迅首次赴日交通工具、弘文學院的來源、沿革以及后期改名宏文學院的經過、早期中國各地派遣留日學生的機構以及具體學生名單等進行了詳細考證，揭示了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諸多知識迷霧。

雖然這本書以魯迅的研究為初衷，但話題并不是以魯迅為中心完全展開的，而是將魯迅等滯留在日本的學生放在東亞不得不納入世界格局的歷史過程中進行考察。 全書大半看起來和魯迅沒有關系。 例如，吳汝綸對日本的教育，嘉納治五郎對中國教育的視察等，都占有相當大的篇幅，這看起來和魯迅沒有直接關系，但詳細調查后，到處都和魯迅有關。 魯迅等日本留學生正是中日雙方進行的教育實驗和改革的接受者，同時也直接涉及魯迅等日本留學生的歷史使命等問題。 正如作者指出的，魯迅也是肩負著近代教育救國任務來到日本的留學生之一( 405頁)，是了解留學生魯迅的出發點。

說到魯迅留學時代這個課題的重點，學術界關注的是仙臺醫學專科學校時代，而很少關注他早期就讀的弘文學院，以及放棄醫學學習文學后的獨逸語專科學校。 這兩個時間段正好是北岡正子關注的對象，《魯迅救亡之夢的下落》深入討論了魯迅在獨逸語專修學校學德語的經歷和德語學習推動文藝運動的意義。 《日本異文化中的魯迅》結合弘文學院時期專注于魯迅研究、專門探討留學后期重要文獻材料來源的《摩羅詩力說材源考》，北岡正子在日本逗留時期對魯迅的研究可謂力不從心。

《日本異文化中的魯迅》最重要的貢獻，還是魯迅關于國民性思想產生的背景的發現，也就是該書副標題青年魯迅東瀛啟蒙所指的第一個文案。 關于這個問題，中國學術界以徐壽裳的回憶為魯迅國民性思考的出發點，作為不言自明的論據，但沒有充分地把這個起源問題化。 北岡所做的，正是將這個起點重新語境化，或者說是探討魯迅關于國民性問題的思考受那些時代因素的影響，魯迅是如何成為魯迅的。 北岡的這種問題的視野在《摩羅詩力說材源考》中明確了。 在該書中，北岡就《摩羅詩力說》的材料來源提出了具體而輕微的線索，但她的問題的中心不僅在于魯迅受它們的影響，也在于魯迅對相關材料的解決過程，以及在這一過程中魯迅所具有的特異之處。 《日本異文化中的魯迅》的問題意識正與時俱進，盡可能詳細地還原了魯迅早期留學的背景和他在日本的生活，也沒有忽視魯迅思想的主體因素。

據考證，北岡正子認為魯迅與許壽裳的所謂全民討論受到嘉納與楊度討論的直接影響300頁。 嘉納即嘉納治五郎，是弘文學院的創立者兼院長，致力于清朝留日學生的工作。 楊度是弘文學院的旁聽生。 當時，弘文學院除了接受清政府派遣的留學生外，還接受了聘任斧來學者《支那教育問題》)，楊度是其中之一。 嘉納和楊度的討論以中國的國民教育和國民性問題為中心，在當時的留學生界乃至知識界引起了很大的關注。

甲午戰爭后的第二年，中國駐日公使委托當時的伊藤內閣文相西園寺公望接收來自中國的留學生，而西園寺則委托高等師范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擔任該任務，這就是嘉納從事中國留學生教育的開始。 但是，最初的留學生規模很小，嘉納辦的亦樂書院離私塾很近。 不久，日本軍部也開始支持中國在日本的留學生教育，嘉納的學校運營規模逐漸擴大。 不僅擴建校舍，制度和課程也很完善，從家塾規模的亦樂書院擴展到弘文學院，1902年得到政府的認同，成為專門接收中國留學生的私立教育機構。 這一年，張之洞邀請日本派遣教育家到中國視察，嘉納奉命前往。 另外，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也到日本進行了考察。 魯迅也正是1902年初留學日本，進入嘉納所主辦的弘文學院。

嘉納的中國之行，受到張之洞等清政府地方大佬的重視，詳細考察了長江中下游的教育情況，由此形成了中國新教育應重視國民教育的見解。 嘉納回國后，向弘文學院第一屆畢業生發表了演講。 嘉納關于中國國民性的相關說法引起了在座旁聽生楊度的質疑，兩人隨后也進行了幾次討論，這在中國留日學生中廣為人知，兩人的討論也以《支那教育問題》為標題，出版了《新民叢報》(二三、二四號) 兩人的爭論一是改革方法的漸進和激進，二是漢人的民族性問題。 特別是嘉納認為漢族的民族性是服從的觀點，引起了楊度的反駁。 楊度認為服從是劣根性(劣根性)，并且為英國人提出的，不會成為亞洲的教育準則。 亞洲提倡消除服從的劣根性，各自獨立地列在平等之地的精神，之后與白人對抗的也有()《支那教育問題》)。

關于嘉納和楊度的討論、魯迅、許壽裳等時對弘文學院留學生的影響，北岡正子進行了翔實的試驗。 但是，必須注意魯迅國民性思想的產生受到楊度和嘉納兩人的討論以及思想界對該問題的討論的影響。 這些實際上不能簡化為日本語境的單方面影響，應該放在東西方紛爭的世界視野中來看。 也就是說，楊度和嘉納基于歐美文明的威脅，從東亞的角度考慮了共同抵抗的做法。 國民性問題的提出，不僅包含著國民對中國的劣根性，也包含著對西方強權邏輯的排斥。

青年人東瀛啟蒙這個話題，也是魯迅研究難題魯迅是如何從周樹人變成魯迅的，即文學家魯迅創生問題的間接應對。 對于這個問題，魯迅自己提出了《吶喊·； 《自序》的經典說法，引起了很多關于后來者幻燈片的索解。 竹內好很早就提出異議，否定滑動對于魯迅放棄醫學從事文學的意義，他回心轉意地認為，魯迅通過政治對決獲得文學自覺，也就是擺脫愛國、民族主義等政治效用后，文學的無才是魯迅向文學家轉型的根源。 《近代的超克》。 這個說法還引出了系列討論，特別是文學和政治哪一個是魯迅思想的本源的問題，僅在日本學術界，丸山升、尾崎秀樹、丸尾長喜、伊藤虎丸等人就對此問題有回應，英美學界認為劉禾(翻譯國民性，“跨語言實踐，

北岡正子沒有直接解決這個問題，她的研究方法也不是從竹內好和丸山升等直接思想角度切入的，而是與伊藤虎丸《魯迅、創造社和日本文學》相結合，利用時代語境處理人物的思想源流問題。 但是，她對弘文學院時期魯迅思想的研究間接地回應了這個問題。 作者在《前言》中提到了胸懷民族主義的青年周樹人誕生前的故事(第8頁)，但這本書對國民性議題的討論實際上切入了魯迅思想的核心議題。 這本書由魯迅的辮子連接而成，被認為是魯迅從心底喚醒自發民族意識的契機和自己意志的表現的398頁]。 在北岡正子那里，可以看到魯迅的思想覺醒的反而首先是政治意識，這是后進民族面對西方強權時的反抗心，也與背負救國任務來到日本的留學生身份相一致。 并且，這個覺醒過程本身就包含著從思想本身瓦解西方強權邏輯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關于國民性問題的討論，問題的起源是政治性的，但處理問題的道路是思想性的。

本文：《“劉奎：魯迅有關國民性思想的起源”》

心靈雞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