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禮儀之邦，這證明了我們一直重視意識形態(tài)建設。 之后，確立了以儒家學說為中心的倫理體系，保證了中華文明的延續(xù)。 朝代更迭有時發(fā)生，但實行了歷代秦王法，中國的政治制度也按同樣的邏輯運轉。 現(xiàn)在很流行比較研究，但對我來說這是婚外情。 西方自古以來就沒有建立成熟的政治制度。 怎么比較呢？ 歷史上只出現(xiàn)過兩個帝國。 一個是中國，另一個是現(xiàn)在的美國。 因為只有這兩個國家提倡普世價值，并以身作則。 中國人不要自卑。 我們有我們的普遍價值。 為什么只有美國的馬最先想要呢？

美國人的普遍價值多通過電影宣傳，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私人瑞恩》。 我們浩如煙海的史書中，這樣的故事比比皆是。 大家熟悉的是蘇武牧羊的故事。 唐朝時期，王玄策獨自滅國的俠肝玉義膽廣為人知。 明朝鄭和借助西方力量抓捕海盜的往事也饒有趣味。 自古以來，中國人的價值觀一直簡潔有力。 所以岳飛雖然被秦檜殺害，但岳飛一直名垂千古，備受萬世敬仰。 秦檜當時很驕傲，但永遠跪在岳飛墓前。 中國近代的危機，是越來越多的思想危機。 相對于西方，我們在物質(zhì)上并不是很大的劣勢，我們真正失去的是那股浩蕩的正氣。 缺乏這些精氣神，我們歷史人物的習性不得已為己而逃。 不得已下面有個很長的名字，李鴻章不能用； 袁世凱不能用； 蔣介石呢； 汪精衛(wèi)不能用。 不得已開始是借口，最后成了習性。 在狹窄的道路上相遇勇者獲勝，沒有了這種空氣，中國人更沒有了希望，所以有了南京大屠殺。

為什么共產(chǎn)黨能執(zhí)政？ 根本的是，這些人恢復了儒家精神中以天下為公的品質(zhì)，這些品質(zhì)凝聚人心，感受天動地，最終鑄造了尸絲的逆襲。 不管角度如何，如果現(xiàn)在的中國人不承認像董存瑞、黃繼光這樣為國獻身的人為英雄，中國確實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果毛澤東在中國被公開謾罵，認為大眾是理所當然的話，那么中國人確實是精神小人。 包括現(xiàn)在議論紛紛的羞辱母親的謀殺案在內(nèi)，這是重建民族精神的好契機。 無數(shù)中國人關注著這樣的事件，這關系到中國的未來能出毛澤東還是汪精衛(wèi)的大問題。 三個代表、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都是好的提法，但如何體現(xiàn)呢？ 這取決于如何解決關系到老百姓利益的事情。 彭宇案、激情殺人案等案件的判決，可能比100份中央文件更有效。 法律只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一旦脫離整個意識形態(tài)，法律非但不能成為治國安邦的基礎，反而會成為動亂的根源。

這幾個在秦朝時期尤為明顯。 秦朝是中國歷史上依法治國的典范，公子扶蘇和大將蒙恬在敕令下達時，只能拉著脖子殺人。 趙高在秦寺院指鹿為馬，也可以隨心所欲。 法律最后成為專制主義統(tǒng)治的工具，面對危急，誰也不敢說公正的話。 其始作俑者的首相里斯，更諷刺的是被關進大監(jiān)獄，活活折磨死。 到目前為止秦朝只剩下法了，沒有治療。 秦國人忘了那句話，和秦國老秦一起去了國難。 商鞅變法是戰(zhàn)時變法，用渭水大刑親手葬送了秦人倫。 他最后也付出了那個代價。 秦強盛后，歷代君主為了便于統(tǒng)治而不愿放棄法律的解釋權，秦的暴虐之氣越來越強烈。 最后君主成了暴君，大臣成了殺人工具，白起成了殺人惡魔。 如果有這么多冤屈，響應陳勝吳廣起義的人聚在一起也不足為奇。

法失去控制，不能成為利維坦。 因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客觀的東西。 到了漢武帝時期，隨著儒家的崛起，漢武帝舉起了儒家的旗幟。 但是，由于漢武帝真正信任的是張湯、江充這樣的酷吏，那時越來越多了。 儒家道德是國王的軟實力，法是國王的硬實力。 隨著知識分子階層的迅速發(fā)展，國王開始依賴軟實力與大臣周旋。 到了宋代，出現(xiàn)了國王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說法。 宋代，人們之所以塑造包庇青天的形象，證明了宋代的法律實質(zhì)上難以保護民眾，胥吏之害在中國大行其道。 拋棄老百姓的國王和大臣在精神上發(fā)現(xiàn)了新的歸屬。 那就是程朱理學的天理。 天理不救人，宋朝文人創(chuàng)造了耀眼的經(jīng)濟數(shù)據(jù)，卻開啟了失去權力、羞辱國家的時代。 偏安一隅的宋王朝作為臣子進貢，過著只把杭州當作汨州醉生夢死的生活，也失去了繼承中華文明的資格，崖山以后就沒有了中國。

在中國天理盡失的時候，拯救危亡的永遠是中國農(nóng)民，中國歷史上三次成功的農(nóng)民起義表明了這句話是真實的。 中國農(nóng)民為什么有力量？ 儒家文明的微言大義在基層保存得比較好，底層中國人也有血性，敢于說肉食者卑賤。 到了清朝，中國人留了大辮子之后，中國人完全迷路了。 中國百年救亡運動也沒能挽救危亡。 真正喚起中國這條龍的，是共產(chǎn)黨，是毛澤東農(nóng)村包圍城市的戰(zhàn)術。 在中國也只有農(nóng)民能理解馬克思的話，在他們心中馬克思和孔子是相通的。 但馬克思和孔子還是不同的，他們代表著不同的時期。 雖然毛澤東的教誨沒有被農(nóng)民們理解，但是在經(jīng)歷了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農(nóng)民終于開始明白他們的不同。 因為天安門是孔子的像，不是馬克思的像。

本文：《“夢籬笙簫：孔子與馬克思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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