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0月15日，習主席主持文藝實務座談會，發表重要演講，對文藝創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例如文藝在市場經濟大潮中不能迷失方向，為什么人的問題不能偏頗，低俗不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單純的感覺娛樂不等于精神享受，提倡不同的觀點和學派充分討論等。 這個座談會開得很好，我想習總書記的演講也看到了現在文藝中存在的問題。 但是，要降低實習總書記的演說精神，我認為現在還相當困難。

電視是當今中國文藝最重要的行業，如果僅以電視為例，以習總書記的演講作為對電視文藝的要求和價值標準，就不得不承認目前中國的電視文藝還存在著一個價值標準。 而這個要求標準以數字化、標準化、科學化、世界化的面貌出現，比習總書記的要求強硬得多、致命得多。 這就是收視率標準。 收視率標準與習總書記所期望的價值標準嚴重相悖，或者說收視率標準是習總書記批評的文藝傾向的根本原因。 因此，即使習總書記的演講能鼓舞人心，但在當前電視收視率標準的不斷擴大，唯我獨尊的形勢下，廣大電視工作者能否最好地學習和貫徹習總書記的演講精神，改變電視文藝的趨勢 收視率標準規定，電視從業人員必須面對習總書記的演講精神，至多畫餅充饑，止梅止渴，難以貫徹。

如果沒有收視率，光這一句話就能徹底槍斃一個電視劇、紀錄片、電視欄目。 收視率不錯。 光這一句話就能把一個電視節目推向廣大觀眾，影響觀眾。 在收視率標準長時間貫徹的前提下，一系列價值標準可以長期潛在地影響觀眾。 收視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關系到電視節目的投資和收益。 如果收視率被否定，不管電視節目的拷貝如何，沒有市場的回報就沒有生命，沒有生命就不能繼續投入資金，電視節目只能壽終正寢。 相反，如果收視率得到肯定，就會有市場，持續的資金投入，電視節目就會大幅傳播，風光無限。

將收視率視為科學調查、統計純客觀數字，是非常不完整的看法。 收視率確實有看起來客觀純粹的調查統計的一面，但即使如此，收視率的結果也應該引起社會的關注。 與收視率密切相關的是廣告，廣告最強大的訴求廣為人知，也可以認為那是廣告唯一的訴求。 雖然一些產品的廣告會被拿來和不同的特殊支出群體進行比較，但是很多大眾商品是廣告的主力軍，不區分顧客的教育水平、職業類別、膚色民族等的差異，和同事一樣尋求最廣泛的傳播。 由于大眾支出品對廣告的這種要求，文化、教育的差距往往成為傳播的障礙。 因此，這類廣告必然會訴諸與文化、教育、職業等無關或影響較弱的視聽關注點，人的生理欲望和最原始的生存欲望會超越文化、教育帶來的差異，成為最普遍的欲望刺激點。 因此，大眾商品的廣告訴求非常容易，或者幾乎必然會導致電視節目向色情、暴力、富人靠攏，強調人類的動物性，削弱人類的社會性，成為低俗、低俗的強大推動力。 雖然這將收視率視為純粹客觀調查統計的必然結果，但這還不屬于收視率所有。

收視率的數字依靠抽樣調查。 中國有13億人口、數千個電視頻道，每天播出的電視節目和欄目數以萬計，而中國最大的收視率調查企業全國共有3萬多個抽樣調查家庭。 在一點超大城市，樣本家庭只有兩三千戶，省會城市的樣本家庭數百戶。 這種采樣率反映的結果能否代表真正的收視率，與調查統計的做法、樣本用戶的選擇等技術問題有關，非內部專家很難評價其是否合理。 這些樣本戶的數據新聞是收視率調查企業的核心機密，不能對外公開。 不合理，只能由收視率企業打著國際化、標準化、科學化的旗號，自吹自擂。 當意識到電視節目對生殺予奪收視率的巨大權力時，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里常說的話。 絕對權力會引起絕對腐敗。 擁有電視節目生命絕對權力的收視率企業，誰在監督平衡？ 由此可見，資本要求限制政府的權力，實際上是要求將權力轉移給資本。 雖然要求對政府的權力進行監督，但對資本的權力，監督是形式化的，民眾只會被耍得團團轉，并不是有監督的。

假設收視率調查企業的樣本家庭是有觀點傾向的觀眾，結果會怎么樣呢？ 例如，如果接受全國幾萬戶抽樣調查的家庭是基督徒，收視率會怎么樣？ 當然，這只是極端的假設。 但是，由于廣告受到有能力付費的人的歡迎，樣本家庭的選擇很容易忽視窮人，基本上可以認定。 由于樣本戶名單幾乎是收視率企業的核心機密，對此也只能進行推測。 但是，這種合理的推測可以得出收視率企業根據樣本戶的選擇，收視率數據傾向于在最底層確立價值觀，并不是不可能的邏輯結論。 于是，有某種價值觀傾向的電視節目非常容易被收視率淘汰，有某種價值觀傾向的電視節目容易贏得喝彩。 在科學化、數字化、世界化的旗幟下，收視率獲得了對輿論、話語權的最高權力。 它不是一個機構判斷輿論的簡單粗暴，而是用非人冰冷的數字展示了自己無可置疑的權力和地位。

不僅如此，收視率企業的腐敗也屢有報道。 其腐敗表現之一就是，無論誰付錢，都可以給誰偽造高收視率數據，并開正牌。 金錢引起價值觀傾向和金錢主導的輿論，在這里清晰地呈現出連鎖關系。 另外，也有防止收視率腐敗的方法，收視率企業自身也很頭疼。 例如，一個省會城市只有數百個樣本家庭。 這個樣本家庭的名單很有價值。 收視率企業內的一些人受金錢利益的誘惑，出售這個名單。 有一欄是付錢拿到這個名單，把財產和利益發給這些家庭，條件是一定時間看本欄。 于是，這個欄目在這個城市的收視率變高，欄目廣告增加。 對專欄來說，收入大于支付，利潤豐厚。 對廣告發布者來說是損失，對收視率企業來說也有被割肉的痛苦。 收視率企業本身也能防止這種腐敗，但不能掩蓋腐敗的沃土。 收視率的產生及其腐敗表明，金錢是電視文藝的指揮棒，其指揮能力完全可以人為操作。

目前，中國收視率調查最大的機構是央視-索福瑞媒體研究有限企業，簡稱央視索福瑞( csm )。 其前身是中央電視臺總編輯室觀眾聯絡小組，1991年開始建設全國性的電視收視率調查網。 1997年，與法國tns集團(特恩斯市場研究企業，又稱蘇福利集團)合資成立央視蘇福利集團。 成立之初，中方持有60%的股份。 十幾年過去了，央視索福瑞的股票已經發生了變化。 2007年，tns的股票已經超過三分之二，達到67.6%。 換言之，外資在中國電視收視率行業占絕對股份。 2008年，法國tns被總部設在倫敦的wpp集團收購，央視組合的外方股權等于被wpp集團控制。 年，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官方媒體宣布，就kantar集團首席執行官和央視索福瑞csm )的股權調整進行了信息表達和交流。 雖然不知道最終的股權調整情況，但根據該網站的信息，kantar集團是央視市場研究企業( ctr )和央視Soforio ( CSM )的外方股東。

kantar集團隸屬于wpp集團。 因此，關系到中國大部分電視節目生命的央視索福瑞的收視率數字，事實上已經被歐洲企業掌握了。 那么，wpp集團又是哪個企業？ 是世界最大的廣告發布機構，擁有奧美、智威湯森、楊亞廣告等多家世界知名廣告從業者集團。 wpp的股權結構中還有摩根士丹利、巴克萊銀行等金融公司。 如果簡化這些關系，就會發現明確的利益相關廣告業者集團控制著收視率企業。 由于收視率是廣告投放的指南針和晴雨表，廣告業者集團控制收視率企業就像巴菲特控制評級機構一樣，等于選手兼任裁判員。 在電視節目激烈的競爭中，wpp集團旗下的廣告業者集團發布廣告的電視節目將始終立于不敗之地。 因此，這些廣告從業者群體對于電視節目的文案、形式要求，成為了最有力的指揮棒，電視臺臺長、制片人、主編等都只是為廣告從業者群體打工的電視民工。

在中國的電視收視率市場上，還有納爾遜企業，但納爾遜所占的中國市場份額不大，曾一度退出中國市場，回歸中國市場。 關鍵是，wpp集團本來就是尼爾森的大股東，尼爾森是索福瑞的同行競爭對手。 但是，wpp集團后來收購了索福瑞，所以不需要原來的競爭。 于是，中國電視收視率行業出現了自己的獨裁壟斷。 前幾天，我們國家有關部門對多家公司進行了反壟斷調查，開了罰單，不知道央視索福瑞這樣的公司是否也在調查對象之內。 央視索福瑞這樣的壟斷公司，即使銷售額不及醫藥和汽車公司，我認為壟斷帶來的危害性也很大。 控制輿論、信息、價值觀的電視傳播，在中國形成了對抗中宣部、廣電的巨大權力中心。 當我們說中國喪失話語權的時候，當我們遇到社會主流價值觀不斷強烈的挑戰，低俗低俗在主流媒體大行其道等現象時，究其原因，收視率企業幾乎完全被外國廣告從業者群體壟斷才是最重要的亮點。

回顧央視從當時的觀眾聯絡小組迅速發展為高度壟斷的央視，可以說中國在20多年的歲月里，在不知不覺中，一步步讓出了自己的話語權。 在科學化、數字化、世界化的名義下，與世界接軌的過程是，放棄了中國自身的話語權標準和價值評價體系，實行閉門羹，恭恭敬敬地引進了外國資本完全制定的話語權標準和價值評價體系。 黨的推進部門、媒體管理部門起初鮮為人知，但在改革開放的名義下引進國際先進制度、先進方法，發現現在養虎是病人。 推進部門、媒體管理部門的指揮棒開始失靈，另一根巨大的指揮棒總是從最小的媒體細胞和單元開始指揮電視媒體的運營。 跟隨收視率，現在幾乎成了所有電視媒體人自覺的條件反射。 推進部門、管理部門經常發布的推進管理條例，在收視率這根強力指揮棒下，顯得笨拙、落后、被動、粗暴，同時又難以與金錢、利益直接抗衡貫徹。 因此，當習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演講指出當前中國媒體的種種弊端時，如果只談電視，不改變收視率被外國資本壟斷的情況，習總書記的演講精神很難落實，很可能只是說說和聽。 涉及到具體的電視節目制作，收視率依然是落在電視節目頭上的霸主之鞭。

民意調查在西方社會與政黨政治有密切的關系，民意調查的數據對政黨政治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民意調查對于西方社會是否公平公正以及能否擺脫金錢操縱也是一個敏感話題。 民意調查在中國有比較嚴格的資質要求，不是誰想做就能做的，這在西方社會也一樣。 但是，近年來，民意調查的資質管理比較混亂，特別是市場調查這一部分似乎很混亂。 電視收視率調查的統計從一開始就與市場調查密切相關，成為資本勢力突破民意調查資質要求的突破口，取得了壟斷地位。 從政治角度考慮，西方政治勢力必要時可以將收視率這一市場調查的互聯網轉變為輿論、信息、社會狀況的政治類調查，從而達到操縱和左右民意的目的。 因此，我認為全國性的民意調查應該完全掌握在中國自己手中，不允許外國資本染指全國性的民意調查。 收視率屬于市場調查的范疇，但它涉及媒體，涉及意識形態和社會價值觀，容易成為政治民意調查，所以也應該掌握在中國自己手中。 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鑒西方企業的調查方法、統計手段，但決定權和主動權必須由中國自己掌握。

就電視收視率而言，首先應該打破外國資本壟斷，其次在全國性調查行業逐漸減少外國資本控制的成分。 第三，央視作為中國最大的電視媒體機構，自己從事收視率調查也不妥當，容易導致監控盜竊的腐敗和暗中牟利。 因此，中國應該有完全由中國自身主導的非媒體機構管理運營的收視率調查機構。 換言之，如果收視率是電視文藝的指揮棒，那么這根指揮棒必須掌握在中國自己手里，也不能掌握在某家媒體手里。 在政府部門能夠比較有效管理的局面下，應該形成完全屬于中國的獨立第三方收視率調查機構，為全國電視媒體和進入中國的外國媒體提供真正客觀獨立的調查數據。 收視率被外國資本壟斷的現象必須被打破，收視率被廣告公司操縱的利益相關現象必須被打破。 收視率是誘惑媒體、誘惑輿論、誘惑社會主流價值觀的風向標，外國無法掌握，資本也無法掌握。

而且，我們應該在這個問題上擁有更長期的眼球。 電視媒體隨著新技術在報紙、雜志、電影后興起，很快就超越了舊媒體，成為最重要的大眾媒體。 在西方社會，收視率是作為資本管理媒體、輿論管理的手段而產生的。 在電視媒體引領媒體潮流的時代，中國沒有經驗，完全跟在西方社會后面。 被西方親手灌輸收視率，對電視媒體的支配權也逐漸喪失。 現在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雖然有點晚，但并不是不能彌補。 因為電視媒體的重要性在下降，被平面媒體的投稿所取代。 即使在西方社會，平面媒體的投稿現在也沒有產生像收視率那樣具有決策性指導作用的數字管理方法和壟斷機構。 關于大數據學術討論和運用的嘗試，在某種意義上孕育了平面媒體發稿收視率的新規則。 傳統的點擊概率、瀏覽次數等統計方法，只能輕易造假，不能令人信服，也很難輕易轉化為平面媒體的投稿管理方法。 中國吸取電視媒體收視率完全由外國資本控制的教訓，在平面媒體發稿新時期，積極從事大數據學術研究和市場運用研究，響應習主席對媒體的關注和媒體建設的號召，形成了媒體機構，并成為中國的現實

發言權是國家主權的一部分。 對于媒體，無論是以前媒體傳來的還是媒體傳來的，我們都應該上升到國家主權的高度去認知。 言論自由、信息自由必須在維護國家主權的概念下展開，不能侵蝕、傷害、威脅國家主權的言論自由、信息自由等概念。 因此，對于媒體特別是媒體的管理方法，一方面要調整過去以行政手段為中心、從古至今流傳下來的管理方法，另一方面要建立中國自己完全掌握的市場化管理規則。 在這方面，國外有先進的技術、手段。 我們可以學習也可以參考，但絕對不能放棄主動權。 電視收視率權力被剝奪的現象，在網絡媒體時代不能重蹈覆轍。

本文：《“劉仰：誰掌握著中國電視指揮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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