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押】余一生有幸結識了兩位品德高尚的百歲老人王懷安和李銳，并在深交中受益匪淺。 很遺憾，懷安已經去世了； 我離李先生家不遠，每隔三分鐘去李先生家拜訪一次。 最近，李先生說今年的4月將是他的100歲生日，他非常興奮，即興對他的100年人生進行了簡單的概述。 我給他說了幾句話，督促他充分表達百年的感悟，寫了以下文案。

李銳和崔敏說話

我這一百年大致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頭20年是上學讀書； 第二十年投身革命； 第三、二十年被革命踩在腳下； 第四個20年回歸工作第五個20年的思考研究。

我曾擔任湖南省委推廣部長，還擔任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在兩個最重要的部門工作過。 我擔任過三個中央領導的秘書。 首先是高岡的政治秘書。之后是陳云的政治秘書，最后是毛澤東的兼職秘書。 五九年廬山會議上被封為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追隨者，取消所有職務，開除黨籍，被分配到北大荒，幾乎餓死文革期間又被關進秦城，蹲了八年監獄。 逆轉回歸，加倍努力工作。

我對黨有兩個重要的貢獻。 一是寫了《廬山會議實錄》，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全貌。 二是寫信給鄧小平，阻止了鄧力群被推舉為總書記的可能性。 我一生的作品(日記除外)，共計超過了1，000萬字。 別人寫我也有幾百萬字。 我退出中組部領導職務后，組織編制了一套《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共19冊，其他各縣編輯一本，揭示了歷史上的許多問題。 例如井岡山時期的蘇&阿爾法； &貝塔； 小組殺死了10萬人； 延安整風后期搞急救運動，出了一萬五千名間諜，國民黨說他們進不了延安的間諜(見唐縱日記)。 文革期間，秦城監獄共關押502人，多為黨的高級干部，死于監獄的30多人，精神失常60多人。

李銳近照

最初的二十年是讀書，追求革命。

我1917年4月13日出生在北平，祖籍湖南省平江縣。 父親李積芳從小就喜歡學習，1905年被派往日本留學。 他在日本生活了五年，知道日本的國策是滅亡中國，激發了強烈的愛國情緒，在辛亥革命前回國，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擔任了國會議員。 很遺憾英年早逝。 父親去世的時候，我才5歲，上面有兩個姐姐。 我媽媽是一個受過現代教育，有進步思想的女性，小時候媽媽經常給我們講爸爸以前的事，教我們如何做人學習。 特別是不能乘勢而上。 品德是最重要的。 這些教誨潛移默化在我思想的形成中。 媽媽又把我送到了當時新開設的最好的學校——楚伊小學和岳云中學讀書。 兩所學校都重視道德教育，校規嚴格，讓學生關心國家大事，從小養成好習性，開設勞動課，種菜，培養學生動手能力，學校開展體育活動，組織各種隊伍，當時我是校隊隊員 我從初中開始就喜歡寫作，是個做墻報的積極分子，還寫了《行走》小說，描繪了人力車夫的生活，最終投奔了紅軍。 從這部小說可以看出我少年時代的思想傾向。 總之，父母、家庭和學校的教育，對我一生走什么樣的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初中畢業后，考上了武漢大學。 那個時期主要受魯迅復制品的影響，思想更加激進。 說實話，在大學的兩三年間，沒有好好讀書，凈鬧革命。 當時，我是學生的領隊之一，積極參與一二·； 九運動擔任武漢大學學生救國會常務干事，創辦了《拯救中國》雜志。 我寫的發文的主題是團結、抗斗、拯救中國。 1936年上半年，我們收到了美國寄來的中國共產黨呼吁共同抗日的八一宣言，讀了斯諾寫的《西行漫記》，更加堅定了找共產黨的決心。 當時武漢沒有黨的組織，我們聯系了8位志同道合的人，于1937年2月正式成立了自發黨組織，決定稱為武漢臨時支部。 不久，我拿著全體自愿臨時支部的入黨表去了北平，找到了黨的組織，自愿臨時支部的全體人員被接納為正式黨員。 因此，我的黨齡將從1937年2月開始計算。

李銳近照

第二十年投身革命，成為職業革命家。

1937年·； 盧溝橋事變后，我和幾個朋友去了天津，還搬到煙臺、濟南、武漢、徐州、長沙等地，參加青年救國團等活動。 1939年8月，我去重慶參加南方局青年實務會議，在重慶與《本日報》記者范元甄結婚。 南方局組織部長博古決定把我們從大后方拉開送到延安。 會后，我和范元甄和胡喬木坐同一輛卡車到了延安，在延安工作了整整六年。

到延安后，我先在中央藍委會工作，然后轉入《解放日報》，在第三版(國內版)負責欄目間的復印件制作，首要任務是收集國民黨區的一些情況、資料。 我記得我寫的第一份復印件是“為大后方的大學教授的呼吁”。

1943年4月初，在急救運動中，我被偽裝成間諜，被保安所逮捕并關押了兩年。 在警長的審問中，一般會用各種刑罰逼供，但有些會被長時間戴腳鐐和手銬。 在保安部盤問我的時候，我什么也沒承認，審問者生氣地聽了我一眼。 總而言之，對我的折磨還不狠。 一種是站著，站著，不允許工作。 另外，坐在長椅上，時間稍長就會腫脹。 審問中，不允許有人持槍日夜輪流監視，工作或眨眼。 這樣一直審查了我五天。 關在我和窯洞里的陳新，在我住了五天五夜回到監獄后，他告訴了我。 “把他綁在十字架上，用鞭子抽，騎虎兒戴枷鎖，比我厲害多了。

我被保安部釋放后，又回到了《本日報》工作。 《解放日報》前后不到三年，我在報紙上發表的文案和社論約有40篇。 80年代初，本出版社為我出版了《窯洞雜述》。 全書22萬字，這本書是我在延安文案工作的總結。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8年抗戰終于取得了徹底的勝利。 同年10月，我和范元甄與去冀熱遼打前站的同志一起離開延安北上，經張家口到承德，在承德創辦了《冀熱遼日報》。 1948年2月，和東北局書記高崗一起去了東北，做了高崗的政治秘書。 1948年10月，解放軍攻占錦州后，帶軍東進，準備解放沈陽。 東北局的決定是陳云率領四千多人接替沈陽，陳云讓我和他一起去，我又成了陳云的政治秘書。 接手沈陽后，隨陳云巡視鞍山、本溪、安東，最后搬到吉林、長春，走了近一個月，印象最深的是豐滿水電站。 我以前從沒見過水電站。 豐滿的時候，兩臺機組在發電。 大約6、7萬千瓦。 當時的感覺真的很厲害。 看到鞍山和豐滿現代先進的工業生產，給了我很大的震動，這是后來希望轉行水電的動因。

隨著遼沈戰役和平津戰役的勝利，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第二天，我和陳云到了北平，住在北京飯店。 之后，陳云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 我沒有去。 在北平我為陳云做了一件事。 也就是說，我在琉璃廠買了幾本清末到民國的關于經濟的書，裝了一個大木箱，為他留在中央管理全國經濟做準備。

我一直在考慮如下做點實務，所以在向陳云提出后，他不想放開我，繼續挽留，但最終同意了。 這樣，1949年5月，我隨南下部隊回到湖南，首先負責創辦《新湖南新聞》，擔任社長，然后調任省委推廣部長，在湖南工作了3年。 1952年9月，我被調到燃料部水力發電總局局長(后來是水利電力部副部長)，終于實現了我獻身于水力發電事業的夙愿。

我管理水電時的大事是關于三峽工程的爭論。 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向毛澤東提出，處理長江洪水需要在三峽建設大壩，把長江洪水堆起來。 這件事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林一山在《中國水利》上發表了“長江流域規劃若干問題的探討”的長文，正式提出要修三峽處理長江洪水問題。 他計劃的蓄水高度為235米，比現在的三峽水庫175米高60米。 就是要淹沒整個重慶。 這個文案一出來，我們就看到了。 我用“水力發電”組織了長江計劃問題特輯。 共8篇文案，從各方面論述了三峽工程的問題。 之后，雙方爭論不斷，這樣，不同的意見引起了高層的觀察。 本來毛澤東贊成三峽工程上馬，但他在1956年寫詩歡呼高峽走出平湖，已經表明了贊成三峽上馬的意愿。 1958年1月南寧會議的時候，他聽說三峽工程有個反對派叫李銳，他說:“那太好了。 林一山，找李銳，當面談談吧。 于是中央辦公廳通知我和林一山趕到南寧，在毛澤東面前闡述了各自的見解。

我和林一山到南寧后，當天晚上開會，談論三峽。 會議室很小，里面坐了二三十個人，長桌子，大家面對面坐著。 我們倆坐在毛澤東的正對面。 毛說:“林一山先生，你要說多久？ 林一山說他會說兩個小時。 毛又問我要談多長時間，我說:“半個小時。 林一山口才很好，他從漢元帝那里談到歷代皇帝如何防洪等，滔滔不絕地講了兩個小時。 我覺得他講話的中心不突出，用了很多專業術語，這里的人不一定都能聽懂。 輪到我的時候，盡量說短一點，說得深入淺出。 我說:“建這么大的水庫特意防洪是不行的。 那是第一個水力發電站。 長江和黃河不同，是一條很好的河流。 現在長江在我們手里，可以全面考慮，用各種方法防洪。 最后論述了三峽技術上的困難、這么大的工程，最困難的問題是勘察，要搞清楚電廠水庫建在哪里，進行河流階段性地質勘察，這個水庫選址的事業不是三五年就能完成的。 這樣說，大家都明白了。 毛澤東說:“是的，非常棒。 但是說的話還不算數。 每人再寫一張復印件，不怕長，三天內交卷。 于是，我們又匆匆寫了兩個副本。 提交復印件后，我看到很多人在彭真的復印件上畫了很多紅杠，在林一山的復印件上打問號。 在最后一次會議上，毛澤東批評林一山文案寫得不好，說你是師范畢業生，文章寫得不好，否定了他的意見。 毛澤東夸獎我復印得好，把問題說清楚了。 三峽的問題就是這樣確定的。 南寧會議出了《實務做法六十條》，其中之一是培養秀才。 毛澤東說，我們要培養李銳這樣的高材生。

南寧會議結束的時候，毛澤東意外地對我說:“李銳，你將成為我的秘書。 對此，我完全沒有精神準備，馬上說:“我在做水力發電，很忙。 他說:“沒關系。 是兼職啊。 這我很難反駁。 之后，我給毛寫了三封信，委婉地反映了大躍進中的一點問題。 毛讀了這些信，能讓我反映一點真相，當時還很滿意。 李銳我很感謝你。 共產黨感謝共產黨。

有一段時間，毛不停地夸獎我，那個時候真的可以說是被捧上天了。 沒想到僅僅幾個月后，廬山會議風云突變，我又從半空掉了下來，幾乎粉身碎骨。

李銳近照

第三十個年頭，被革命踩在腳下。

1959年夏天召開的第一次廬山會議，無論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還是共和國的歷史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次會議胡亂提出了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 第一名成員是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 因為我在會議中和黃克誠和周小舟一起進行了一些討論，最后被定為追隨者，開除黨籍，取消所有職務，從此陷入無底深淵。

從廬山下來，又經過幾個月的揭發批評，之后被送到北大荒850農場附近的興華村，與村里的單身老人同居。 那時糧食不夠，差點餓死。 我在北大荒得到的經驗之一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件是饑餓。

1961年11月，在北京的朋友想方設法救出，結果我終于離開了北大荒回到了北京。 這時范元甄提出離婚，我說同意，辦了離婚手續。 水電部黨組織討論了是否恢復我的黨籍，但沒有通過。 理由大概是范元甄離婚后寫了兩本暴露資料。 其中有我和她私下討論過(下令把它燒掉)。 由于無法恢復黨籍，我被安置在安徽大別山的磨子潭水電廠，給水庫工作人員當文化教師，做力氣活。 文革開始后就不讓教書了，變成了勞動改造。

1967年11月11日，突然載我上專機直達北京，下飛機送到秦城。 事情的起因是在1967年夏天的秋天，中央專務組為了調查毛澤東的幾位秘書的情況來到了我這里。 我說胡喬木、田家英、吳冷西等人沒問題。 主席中最危險的人現在是中央文革集團的陳伯達，請首相寫信轉交。 這又惹了大禍，但當時的說法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不能一字一句的傷害。 因為我揭發了陳伯達，我的問題又升級了，被關在監獄里，蹲了又八年了。

秦城監獄里，最厲害的是被關押在單間里。 小房間里，四面都是墻，誰也看不見。 除了外面走廊哨子的腳步聲外，整天都很安靜。 長時間呆在這樣的環境里，很多人會變傻、變瘋。 為了不成為廢人，我在監獄里多次跑步和鍛煉。 在監獄里找不到紙和筆，我用一次摔傷想要擦傷口的龍膽紫藥作為墨汗，在馬列寫的空行間寫了字，一共寫了400多首詩。 簡單來說，將這些詩收集起來制作成“龍膽紫集”也許也可以說是奇跡。

我于1975年5月30日出獄。 出獄后，被放回磨子潭。 粉碎四人組之后，形勢發生了變化。 1978年，胡耀邦擔任中央組織部，被組織部通知到合肥住院治病，年末接到中央通知，1979年1月4日從合肥回到北京。 從此回歸人世，后半生終于又見到了陽光。

當時毛澤東提倡六不怕戴機會主義的帽子，不怕解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妻子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 對我來說，不僅還有頭腦，這幾個恐懼都經歷了。 活下來真的不容易。 在逆境中最終跨越，敢于實事求是，敢于重復真理。

第四個二十年回歸工作，彌補失去的時間。

我于1979年1月恢復工作，擔任電力工業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兼建設工程兵水電指揮部政委、國家能源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

1982年，我65歲了，到了可以離休的年齡，但陳云讓我在中央組織部設立青年干部局。 我去了中組織部，先后擔任青年干部局局長，之后擔任常務副部長。 這一段的首要工作是根據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的四化標準，選拔了第三梯隊，共選拔了1000名省部級后備干部。 這是一項極其重要和有很大影響力的工作，其后選自十四、十五、十六大、十七、十八大的中央領導大部分都是從這1000人中產生的，目前約有600人在位，可見當時的工作成果突出。

我在中國組織部工作的另一份工作是組織寫了一套《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我擔任編纂指導組的組長。 這部史料揭示了歷史上的許多問題，但功不可沒。

我曾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也曾被選為第十二屆、第十三屆中央區委員。

第五個二十年思考研究以弄清越來越多的問題為目標。

我希望放假后，我能繼續關心國家大事，關注黨的事業，集中精力思考和研究，解決越來越多的問題。 有人說我是毛澤東研究的專家。 是的。 我一生寫了五本評價毛澤東的書，對毛一生功過的是非進行了基于事實的介紹和客觀的評論，也深入探討了他晚年犯錯誤的原因。 毛澤東是一代偉人，但他在晚年犯下的錯誤給黨和國家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這些問題不可避免，必須認真分析整理，我認為這對于黨的建設和國家的進步是有益和必要的。

我晚年考慮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1980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幾個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核心副本，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重新評價了毛澤東功過的是非，從而打開了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大門。 以往最大的弊端是權力過于集中，不受制約，但鄧小平提出必須改善黨的領導，并采取了相應措施。 但是，前進的道路并不平坦，阻力重重。 目前經濟改革進入深水區，政治改革滯后更加令人不安。 新的矛盾不斷出現，不穩定因素日益突出。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沒有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想法積極處理矛盾，而是倒退，試圖通過高壓和完全否定個人自由來尋求表面穩定。 我很擔心這些情況。 我記得八十八歲米壽的時候，寫了一首自壽詩。 最后兩句話，讓我擔心天下的是憲政是什么時候大開業的。 憲政民主必須是我們不懈的追求。

人生要活下去，就必須應對自己的良心，為此而奮斗的事業，甚至歷史。 這是我對后來者的殷切期望，想和朋友們一起學習。 (李銳口述，崔敏記整理) )。

本文：《“李銳自述人生百年：總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心靈雞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