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14日，以民族復興為視角的郭沫若學術研討會在成都大學召開。 中國社科院秘書長、黨組織成員、中國郭沫若研究會會長高翔研究員在開幕式上向學術界呼吁，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雖然已經遠離了我們，但新文化運動開辟的道路、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價值，仍具有重大的現實價值。 我們有責任好好研究新文化運動和郭沫若，繼承和發揚新文化運動以及郭沫若留給我們的豐富精神遺產，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郭沫若走向馬克思主義

表示新文化運動的迅速發展方向

今年是新文化運動100周年。 在那一代先進知識分子選擇道路中，郭沫若的學術探索之路和新文化探索之路具有代表性。 高翔指出，新文化運動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文化節點，郭沫若進軍馬克思主義，代表著新文化運動的前進方向。

高翔認為，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角度去看新文化運動，有兩點引起我們的重視。 第一，新文化運動從根本上說是資本主義現代文明反對封建主義舊文明的運動。 二是新文化運動的快速發展方向，走向馬克思主義，代表著二十世紀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歷史實踐表明，新文化運動呼喚的科學，在中國只有馬克思主義的新文化運動精英們崇尚的民主和理想社會，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實現。 基于這兩種認識，我們有理由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重要文化節點。

高翔指出，郭沫若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他最終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代表著那個時代先進知識分子的人生道路選擇，代表著新文化運動的前進方向。 馬克思主義在各種思潮的混戰中，之所以卓越，歸根結底在于其科學性、真理性。 馬克思主義為郭沫若的學術研究插上了飄揚的翅膀。 自從接觸馬克思主義、選擇馬克思主義以來，郭沫若在史學研究中創造性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迅速發展樹立了光輝的典范。 從魯迅到郭沫若、侯外廬、杜國庠、范文瀾、耒伯贊等，他們選擇的驚人一致充分表明，新文化運動以來，知識分子走向馬克思主義，是許多先進中國人的集體選擇，是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

正確認識歷史克服兩種趨勢

關于如何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與會者展開了討論。 對于如何站在民族復興的角度評價新文化運動和郭沫若，高翔認為，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必須正確認識中國的歷史，特別是包括近代以來的新文化運動和郭沫若在內的重要事情和歷史人物。 目前，新文化運動和郭沫若的研究和普及，需要注意克服兩個趨勢。 第一，全面否定新文化運動和郭沫若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 第二，傾向于通過批判新文化運動來推進政治儒學。

高翔強調，無論是研究中國傳來的文化，還是研究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都必須重復馬克思主義的指導。 馬克思主義是當代中國學術的旗幟和靈魂。 我們提倡和支持中國傳來的文化研究，絕不是要否定五四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文化迅速發展的歷史和道路，決不是要改變容易的旗幟，放棄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學術的指導，回到干嘉做民族文化保守主義 20世紀以來的中國歷史反復說明，在中國，進行全面的西方化是沒有出路的文化復古主義，即使歷史倒退，也沒有出路。 中國學術如果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只能成為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附庸，或者笨拙地恢復古人的牙慧。 這兩個看起來對立的選擇，結果是一樣的，那就是放棄我們優秀的學術以前流傳下來，放棄我們的學術尊嚴和大體。 這樣的學術沒有資格與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學術展開平等的對話，不能說面向未來。

與會者對民族文化保守主義和文化復古主義展開了批判。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李怡認為，郭沫若的民族復興思想在文生義上幾乎不能肯定和推崇中國文化以前傳下來的東西，其中包含著他獨特的歷史和對現實的深刻思考。 復興的根本目的不是要發揚通常意義的復古和自古流傳下來的文化，而是要指向一個文化創造的宏偉目標。 郭沫若的民族文化意識是一種以追求現代文化為根本、以反叛、創造為特征的冷靜的時代意識，在這幾點上，從根本上區別于任何復古主義者、排外主義者，甚至今天廣為流傳的國學復興論者。 今天，我們整理以前流傳下來的文化思想，完全沒有必要仰慕國學熱的潮流。 郭沫若有著獨特的以前流傳下來的文化觀，其價值遠遠超出了今天功利主義的國學。 如果說那也是國學的話，我們也應該稱為現代中國的新國學。

高翔說，我們黨對中華文化歷來采取繼承和快速發展的態度。 這種繼承是批判性的繼承，決不能全盤照搬； 這個快速發展是創新的快速發展，不是機械的繼續。 中國文化的未來，只能是將先進的文化建設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在歷史的新時代，我們必須以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全面而深刻地總結祖國亙古相傳的文化，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華，與時俱進，不斷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

繼承郭沫若文化抗爭豐富的遺產

今年正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抗日戰爭爆發后，郭沫若毅然回國，承擔了領導全國文化抗戰的重任。 郭沫若在抗戰寫的《復興民族的真諦》中指出，復興民族的真諦是復興中華民族的精神。 與會者一致認為，應加強郭沫若文化抗爭遺產的研究與傳承。 四川省郭沫若研究會會長、樂山師范學院黨委書記楊勝寬指出，郭沫若8年的文化抗爭，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精神遺產、文學遺產和學術遺產。 我們認為郭沫若在抗戰時期取得成功，是他一貫堅定的革命信念和在特殊形勢下開展良好文化抗爭有機結合的結果。 楊勝寬說，要發揚郭沫若的愛國主義和現實主義革命精神，果斷探索時代主題和核心價值的創作精神，以及創新和以人民為本的學術精神。

研討會是在重視史料發掘以前流傳下來的，許多學者介紹了新史料的發掘。 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紀念館研究員、中國郭沫若研究會蔡震執行會長介紹，郭沫若在文化抗爭期間整理了與兒童劇團相關的史料。 郭沫若與兒童劇團結緣，認為側面反映了戲劇對抗戰文化的重要意義。 蔡震表示，抗戰文化的突出優勢和時代特征之一，是對文學藝術宣傳工作作用的強烈訴求，并把這一作用發揮到了極致。 抗戰文化直接面對的是最廣泛的社會民眾，戲劇在這種社會責任擔當中有力地鼓舞了士兵和平民群眾多次抗戰的信念和意志。 蔡震認為，如果沒有遭遇抗戰，郭沫若未必會選擇戲劇作為文學創作的新出發點。 抗戰文化讓他選劇，玉成了其創作的輝煌成果。 另一方面，抗戰推進事業和戲劇事業的經驗，也影響了郭沫若此后在新中國成立后整個文學創作中的迅速發展。

與會學者以會議主題為中心，還探討了抗戰時期郭沫若演講、郭沫若與抗戰時期學術中國化運動、郭沫若訓詁實踐、郭沫若詩歌押韻使用等一系列問題。 這次會議由成都大學、中國郭沫若研究會、樂山師范學院和四川郭沫若研究會主辦，四川省中華文化城市傳承科普基地和樂山師范學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主辦。

中國社會科學新聞記者曾江

本文：《““民族復興視野中的郭沫若”學術研討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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