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前面的討論，與當年文件中記載的同一利益相關者多年后的回憶相比，哪一個更可靠呢？

蘇聯在1959年將包括上述中國共產黨第一大經過報告在內的許多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文件交給中國后，中央檔案館的態度非常謹慎認真，請董必武判斷匯總在一起的有關中國共產黨第一大的三份文件是否可信。 董必武在同年9月5日的回信中認真回答。 &lsquo；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lsquo； 中國共產黨第一決議及&lsquo；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綱領是，這三個文件是從俄語翻譯過來的，在沒有找到中文的復印件記述之前，我認為是比較可靠的資料。 另外&lsquo；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沒有注明時間，但其他兩個文件記載的時間是一九二一年，也就是大會議年，關于我們黨的大文案可以說是最早的資料。 注明年份的兩份文件和&lsquo；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文一文地對照著看，&lsquo； 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文章中加入大會&lsquo； 選擇了起草綱領和事業計劃的委員會，討論了綱領和事業計劃等文件。 注明年份的兩個文件，可以在沒有注明年份的文件中找到它們的聯系。 &lsquo；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一文被認為是某個組織或者某人向第三國際的報告，另外兩份文件是本報告附件嗎？ &lsquo；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文章中提到的問題，有些引起了我的回憶，但似乎也有同樣的情況。 這也是&lsquo； 可靠的幾個理由。

那么，他過去有多次自己提到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人數嗎？ 不。 董必武以非常務實的態度，在這封信中鄭重聲明“放棄自己本來的看法”。 他直言不諱地出現了巨大的代表人數、大會通過什么樣的中央機關和什么樣的文件等問題，&lsquo；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分文未清地回答。 我過去說代表人數多是同意陳潭秋同志回憶的說法，但今后想放棄這個意見。

12年后，1971年8月4日，董必武在談到中共第一屆大會時，更確切地對來訪的中國革命博物館工作人員說，第一屆代表在上海、濟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有兩人。 廣州是身體，實際上變成了兩個人，有包惠僧。 他是情報記者，列席，不是代表。 這很清楚。 包惠僧列席，不是代表。

事件已經很清楚了。 中國共產黨大代表的人數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提到的12人。 董必武已經放棄了自己原來的說法，問題在60年前的1959年已經很清楚了，沒有再翻爭論的理由。

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人數產生不同說法的理由是，包惠僧是否為大會代表。

包惠僧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大是事實，沒有爭議，也不能毫無根據地稱他為臨時參加者或旁聽者。 既然參加了會議，在討論時也發言了，其他參加者未必知道誰是正式代表誰不是，會議組織和主持人也未必在會議上證明了這一點。 但是，如果說包惠僧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代表，那么他是哪個地區黨組織的代表呢？ 包惠僧顯然是湖北黨組織成員，武漢臨時支部書記。 湖北黨組織中已經有董必武、陳潭秋兩位代表，當然不能出第三位代表。 包惠僧從廣東來上海開會。 他其實只是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會議前一個多月的1921年5月底，去廣州看陳獨秀，沒有在廣東黨組織內工作。 陳獨秀當時擔任廣東省教委委員長兼廣東大學預科校長，但揮之不去，未出席中共第一大，他只好包惠僧參加那次會議。 包惠僧不是廣東黨組織的成員。 只有他說從1953年開始陳獨秀召集我們開會，選擇我代表陳公博和廣州區。 我沒見過其他任何人(特別是廣東黨組織的成員)說有會議推選他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大廣東代表，也沒有資料證明包惠僧自己的說法。 向負責大型會議組織工作的李達和共產國際的報告也不會說，中國共產黨的大型代表人數不是13人而是12人，其中2個地方各有1名代表。 這兩個地方中，除了日本還有一個是哪里？ 一年結束后的初冬，包惠僧還從上海回到湖北擔任黨的工作，不在廣東工作。 怎樣才能代表廣東黨組織呢？

中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廣東地方史》對此問題采取了慎重、模糊的表述。 廣州共產主義集團的代表是陳公博，陳獨秀也派包惠僧從穗到上海參加大會。 這個寫法很慎重，正好合適。

總之，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有12人，參加會議的有15人，除1名代表外，還有包惠僧(指定陳獨秀參加會議)和馬林和尼克爾斯基) )他們倆是共產主義國家派來的)。 中國共產黨那時剛誕生，經驗不足。 那時，會議上沒有代表資格審查等報告。 那個時候，有一部分事情沒有理解。 經常錯誤地把來開會的人(兩個外國人除外)當成大代表，讓子孫后代有些困惑。 幸運的是，至今仍留有對當時共產國家的報告，董必武也發表聲明放棄原來的說法。 作為當事人的毛澤東又確定了指示，繼續強調大代表有12人。 事情很清楚。 雖然下一代不能簡化多而復雜的問題，但沒有必要把簡單的問題和基本明確的問題再多一些進行混合。

本文：《“金沖及：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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